或者“办证”二字后画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巴掌大小一块胶贴，上书“刻章办证”等字句和一个手机号，类似这样的广告在北京街头的电话亭、墙壁、广告牌上随处可见。近日，记者在一个乡镇级医院采访时发现，同类广告不知何时又添了新内容——代开住院票据。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所谓“住院票据”特指用来报销的有关医疗凭证。医疗报销凭证应该由医院等卫生机构开具，怎么可以代开？代开的医院票据是真的吗？里面是否存在“猫腻”？该医院出现的小广告又是否是个例？随后记者前往协和、同仁、北京肿瘤、中国科学院肿瘤临床研究院等医院进行了调查，记者看到，这些医院不同程度存在仿若“牛皮癣”的“代开住院票据”小广告，尤其是位于海淀区西八里庄的北京肿瘤医院和位于潘家园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肿瘤临床研究院的卫生间，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从隔板到墙壁，横七竖八到处是蓝、红、黑等显眼的手机号码和“开票”等文字。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他每隔几天就要或撕或擦一次“小广告”，但成效不大，记者也看到，许多电话号码明显是在擦完的部位又写上去的，显得层层叠叠。那么，这些小广告的目标消费者是谁？为什么屡“擦”不止？其究竟“肥”了谁又“损”了谁？

“住院票据”的真假

2007年12月20日，在北京肿瘤医院院门口，记者按照刚搜集到的“代开住院票据”名片拨通了一名名片上署名“张健”的人的电话。张健得知记者要开票据，在简单问了记者要开什么样的票，开多大金额，现在在什么位置等问题后，便向记者推销起来，说可以帮助记者把手头票据中不能报销的药改成可以报销的进口药，而对收费问题他巧妙地采取了回避态度，说：“你也不可能只问我一家吧？”，当记者询问其位置并要求见面谈时，记者注意到，张健说：“我就在肿瘤医院内，现在手头还有些事情，你在门诊楼中等我电话。”

上午九点四十分，记者按照约定进入肿瘤医院门诊楼大厅，一直到十点半，也就是五十分钟后，记者的手机才响了起来。张健是一个个头不高，皮肤显黑，穿着一身暗色衣服的男子。在确认记者就是其要找的人后，张健并没在一楼停留，而是把记者带到了相对人少的二楼的一组没人坐的椅子旁，刚坐下，他就督促记者把故意拿在手里的“代开住院票据名片”收起来。针对记者“因为我亲戚2005年做的手术，而山西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元月开始，能否把时间改成现在”的问题，张健满口答应并告诉记者：“不仅能改时间，而且从病历到各个环节的票据，我都能帮你改成能报销的！”

在谈到价格时，张健说：“两万元的票据至少需要七、八百元，当然最后需要多少钱还得根据你票据的具体情况而定。”据张健介绍，修改后的票据当地卫生部门肯定查不出来。但由于记者手头没有票据，张健叮嘱记者：“等你亲戚复查时把票据带来再给我电话。”然后便起身离去。

那么，张健代开的票据是真的住院票据吗？张健又是什么样的身份，能做出开到真住院票据的承诺呢？

记者发现，“代开医院票据”小广告分为两类，一类广告中“代开医院票据”和“刻章办证”字样混在一起，另一类广告只有“代开医院票据”字样。第二类广告或名片中，在联系人一栏，有些署的是如“张健”等名字，有些则是“李医生”、“赵医生”等泛指名词。

12月22日，记者以开肿瘤医院住院票为理由分别拨打了署名“李医生”、“赵医生”等专业代开医院票据人士及把“代开医院票据”和“刻章办证”字样混在一起的人士的电话。一位“赵医生”明确告诉记者他开的票据是由医院出院部出具，也就意味着是真的住院票。他同时告诉记者，包括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等各大医院的票据他都可以开。随后“李医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另外在价格上，“李医生”最初开出代开两万元医保住院票据的价格是600元，当记者表示有些贵时，她很“爽快”地降到了500元，在记者仍以贵为理由挂掉电话后，她竟多次给记者打电话表示价格好说，希望能见到记者。事实上，不管名片上署的是什么名，是专业开住院票还是与刻章办证等业务混在一起，记者发现他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开始先问“办哪家医院的票据”，但不管要办哪家的，他们都说可以代劳。也就是说，他们的触角已经渗透到北京几乎所有医院，住院票据已经贬值到只要给点钱就可不费吹灰之力开出来的地步！“李医生”、“赵医生”他们的身份让人不得不存有疑心。

对此，北京某医院不愿公开透露姓名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表示：“这些都是社会造假者所为。”对为什么要署名“X医生”或说自己在医院内？该人士认为，他们之所以假借医生名有可能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进而增加业务量。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显示，有记者曾拿着从表面看异常真实的票据走访工商、财政等多个职能部门鉴定，最终确定票据为“造假者”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