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报事故将大大降低遇难者的生还率

抛开当前矿难事故统计数据的真伪，先看两则消息。

山西省产煤大县泽州县一份《泽州县瞒报矿难清单》显示，从2006年1月到2007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县25家煤矿瞒报了28起总计死亡31人的矿难。而同期该县按规定及时上报的矿难仅为4起，总计死亡仅5人。记者花费数日对清单上的矿难进行调查核实后，发现这些被瞒报了的矿难除个别存在偏差外，其余基本属实，这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泽州县安监局的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没有必要再进行采访报道。（2007年11月7日《经济参考报》）

近日，昆明市副市长杜敏向媒体披露，2007年12月22日，该市晋宁县夕阳乡白马龙矿山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责任人安克书没有向有关部门及时通报，擅自将几名死者尸体转移到邻近的玉溪市殡仪馆进行处理，同时还与其中三名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事件败露后，安克书闻风潜逃。（中新社昆明2007年12月27日电）

我们不难发现，重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面对灾难时，通常对上欺瞒主管部门瞒天过海，对下封锁消息进行威逼利诱，瞒报已经成为逃避责任的重要手段，而且在各大矿区普遍存在。

2007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了全国22起重特大瞒报事故，其中矿难有20起，占总数的91%。

“一些不法业主无视法律、无视监管、无视生命，胆大妄为、铤而走险，试图隐瞒真相、逃避责任；个别公务人员不能履行职责、失职失察，甚至丧失立场、参与瞒报。瞒报延误了抢救遇难人员最佳时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

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他就像一名救火队员,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国内四处救火， “对所有事故以及瞒报事故的违法犯罪行为，都要依法依规，查明原因、核清真相，认定责任、严肃处理。不仅要追究直接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对违法违纪违规、失职渎职，甚至参与瞒报的，要严肃惩处，及时公布。”

重大安全事故不仅涉及业主自己的“经济算盘”，更牵扯到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在山西省泽州县，一份来自安监系统的2006年的统计报表显示，2006年泽州县共发生和查处4起共计5人死亡的煤矿安全事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2007年上半年，该县还是对外表示，无一起矿难死亡事故发生，泽州县安监局局长王光林更是公开表示：“几年来，泽州县在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可圈可点，百万吨死亡率几年来一直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特大矿难，造成78名矿工遇难，而当地政府官员在事故发生以后坚称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对事故进行隐瞒与封锁，不让任何新闻媒体进入南丹县进行采访报道，对进入的记者则施以野蛮打压。事后据查，矿主黎东明一次就赠送了20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并获得了各种“优秀企业家”一类的桂冠。

瞒报掩盖的是官员与一些非法业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黑心利益链条，只有斩断这条利益链，严肃查处，重典治乱，消灭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打掉安全事故背后的官员保护伞，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为各地政府正常通报从速处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瞒报是“官了”和“私了”之间的一场博弈。一些业主，尤其是一些非法矿主，出事后对死难者家属采用“大棒加金元”的办法，一方面对家属暴力威胁，动不动就用“谁要不怕掉胳膊掉腿就去告吧”之语言恐吓；另一方面，为事故死难者家属提供一笔不菲的美其名曰“抚恤金”的封口费。非法业主在与官员勾结后，其守法成本将大大高于违法成本，对事故的瞒报自然而然成为心中的首选。而死难者家属也往往碍于安全，加之有可能会得到比从官方核算较多的补偿费也就息事宁人不再作声。

更为可悲的是，矿主瞒报是出于经济利益，而个别监管部门明知瞒报却同流合污，目的是降低本地区的事故统计数据，从而伪造政绩，保住官位。

当如此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需要相结合，事故瞒报理所当然会成为一种习惯。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一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安监部门报告，该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在两小时之内向上级部门报告。对一般事故(是指造成三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需上报至设区的市级安监部门。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