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利川冷冻仓库火灾现场

据中新网近日报道称，在韩国利川冷冻仓库火灾发生后的第6天下午，遇难者家属代表团和“Korea冷冻”方面就索赔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人均2.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5万）赔偿，其中包括抚恤金（5000万韩元）和产业灾难保险金。报悉，当天在利川举行第三次赔偿谈判决定采用“霍夫曼计算法”计算赔偿，并确定人均获赔范围在1.45亿韩元至4.8亿韩元之间。在韩国利川冷冻仓库火灾中对中国遇难的赔偿，让这些遇难者家属聊以慰藉。他们在韩国所能得到赔偿远远高于在国内所能得到的最高40万元的赔偿。

据了解，霍夫曼计算法是根据死者现在的年收入估算其将来大概的年收入，扣除支出费用以后，乘以未来可能的工作年数，并考虑到当前的利率水平，一次性支付所有赔偿金额。

相比之下，我国公民死亡赔偿金额远低于国际标准。2007年12月山西洪洞矿难，每个身亡矿工家属获赔21.5万元；2007年10月，福建莆田市一作坊发生火灾，每个遇难身亡者家属获赔16.2万元；2007年6月，九江大桥垮塌，7人死亡，每个遇难者的家属获赔40万元左右。而对于一个遇难矿工而言，现在提高到人均20万元，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于是，有关人士对此提出疑问——面对如此低的赔偿，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主，会不会以较低的违法成本去节省用于购买安全设备的巨额花费呢？这是不是导致这些灾难性如矿难事故频发的主因？

当前，国内的煤矿遇难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很难说与对遇难者的低赔偿没有关系。以去年发生的山西洪洞矿难为例。在调查中法庭查知，第二被告王宏亮供认仅第一被告王东海在短短两三年间就从煤矿分得红利1亿多元。而在此事故中遇难的人员达105名，以最高赔偿额度20万元计算，这些遇难者的赔偿只不过2000多万元。赔偿的金额仅为王东海一个人分红的小部分，更何况是整个煤矿的获利。巨额利益的收取与一点赔偿的支付不成比例，放纵了他们对安全意识的忽视。

还有人为这些矿主算了这样一笔帐——一个中等规模的煤矿，购买一套用于煤矿的安全设备大约需要1000万元，而且这只是头期投资，后期的投资还会追加，此外还有设备以后的管理费用、运行费用、折旧费等，这笔费用甚至还会超过1000万元。这就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如果这个矿主选择侥幸心理，放弃花去1000万费用购买安全设备，就会有了另外一种答案。他们认为煤矿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矿难事故，如果有了事故，按照每个遇难者赔偿20万元计算，只要遇难矿工不超过50人，就赚钱的。如果一次矿难仅几个遇难者，这样就能省1000万元的安全投资，只要遇难者的人数在几十个以内，相对于1000万元仍有很大的剩余。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定价，死一个矿工只赔偿3万到5万元，矿主肯定更不愿买安全设备了。

“国家安监局去干什么了，为什么不去监督呢？”有人不禁这样问道。

当前，对中国的煤矿进行监督职能的主要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简称安监总局），中国的煤矿数以万计，而安监总局只有一个。于是他们为了达到监管的效果，就委托各地方安监局监督各地的煤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监督链条：安监总局——地方安监局——煤矿。这种管理体制有一个好处，可以加大监督范围，一个总局就可以监督全国。但是这种体制也会带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安监局不但不对煤矿起到监督作用，反而有的地方安监局官员被这些矿主重金收买，与矿主勾结，甚至有的官员成为煤矿的股东，从而成为这些煤矿在地方的保护神。这种局面造成了“监管执法不严、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不力”。每年都有各地安监局的官员落马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

有关律师认为，死亡赔偿金应该不低于200万元，家属的精神和情感伤害赔偿应不低于100万元。“假如发生矿难，矿主对每个遇难矿工赔偿200万元，就不会有那么多矿难了”。假如中国矿主都面临着这样的巨额赔偿，他们就会在改善设备、合理开采方面作文章了。

因此，减少矿难的发生，政府除了在安监方面加强力度外，还要在提高灾难性事故赔偿金上下大工夫，从而提高一些煤矿主的违法成本，让他们自觉地建立安全设备体系。

此外，有保险方面的业内人士为此也提出了一个建议，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开一个煤矿的矿主必须买事故保险，然后凭保险领取营业执照。保险公司现场考察，根据矿井的安全条件决定保险金额。如果煤矿不作安全投资，出现危险事故的可能性就增大，以经济效益为主的保险公司自然要提高保险额或者拒绝提供保险，便无法开业。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