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闵恩泽院士半个多世纪的创新之路，不由不让人惊叹：他像一株枝繁叶茂、活力充沛的老梅，创新之花常开常艳。

上世纪60年代，正当壮年的他先后开发成功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磷酸硅藻土叠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等，解决了新中国在石油炼制方面的燃眉之急。

上世纪70—80年代，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先后开发成功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使我国的炼油催化剂品种更新换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闵恩泽另辟蹊径，潜心于催化材料的研发，先后指导研制出非晶态合金、新型择形分子筛等新催化材料，开发成功磁稳定床、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反应工程，并实现工业化，自主创新，国际领先。

到90年代，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又转入绿色化学领域，指导开发成功“钛硅分子筛环己酮氨肟化”、“己内酰胺加氢精制”、“喷气燃料临氢脱硫醇”等绿色新工艺过程，从源头根治环境污染，开启了我国的绿色化工时代。

进入21世纪，年近8旬的他把目光转向生物质能源开发，指导开发成功“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清洁生产新工艺，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后来居上……

闵院士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来自哪里？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创新武器？

朴素的创新动力

1942年，18岁的闵恩泽进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土木系读书。当时农业大省四川急需生产化肥，却苦于缺乏专业人才。于是，闵恩泽在大学二年级时毅然转学化工；1955年10月，已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并成家就业的他，不顾朋友的劝说和美国移民局的刁难，携夫人陆婉珍绕道香港回国。

当时，我国急需催化剂的专业人才。“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对我国的催化剂供应，当时库存的催化剂只能维持一年，直接威胁到我国航空汽油的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原石油工业部的老部长余秋里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给了石油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闵恩泽同志……”

但是，催化剂研究与他10多年的专业学习与工作经历根本不沾边儿。“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临危受命的闵恩泽毫无怨言、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到催化剂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从零开始，边学边干，通过研究不多的国外文献资料，从中寻找突破的蛛丝马迹。在几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里，他和同事们冒着危险，反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几年之后，终于成功研制出多种催化剂，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能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闵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从1984年与闵恩泽开始合作的原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石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何鸣元说，“搞科研的人往往强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什么，他就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闵恩泽在科研上的另一大成就——己内酰胺绿色成套技术的开发，也是“国家急需”的结果。

为解决国内对己内酰胺这一重要化纤原料的迫切需求，中国石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继耗资25亿元、35亿元，引进以苯和甲苯为原料生产己内酰胺的装置各1套，在巴陵分公司和石家庄化纤公司生产。到了2000年，由于多种原因，两套装置年亏损近4亿元，急需扭亏为盈。

闵恩泽参加中国石化技术服务小分队，去巴陵分公司进行技术咨询后，又主持石家庄化纤公司己内酰胺现场诊断，提出建议；以企业为创新基地，产学研相结合，动员全国优势单位和人才，联合攻关，仅用了7亿元进行工艺改造，把两套装置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5万吨/年分别提高到14万吨/年、16万吨/年，消除了环境污染，提高了产品质量，实现扭亏为盈。面对多方赞誉，闵恩泽真诚地说：“能把自己的一生与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