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从北京人民大学西门沿着苏州街往南走，相隔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接连两辆城管巡逻车停在路边。再往前拐个弯，进到小区入口，便见小贩云集了。有卖书的，有卖水果的，还有鞋包衣服……据统计，自2001年到2007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发生暴力抗法事件1138起。然而也有相安无事的时候。

在“规划区域，社区为主，低租进入，集中经营，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下，正视城市游商游贩必将广泛而长期存在这一现实，采取疏堵结合、综合治理的模式是北京市目前正在探索的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决策。

游商游贩，最自由的职业

一位在街头卖鸡蛋灌饼的河南小贩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分别在两个路口卖鸡蛋灌饼，生意好的时候一上午能挣一两百块。现在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城里挣钱，富裕起来的不少。“城管来了你们不怕吗？”记者问他。“他们要收摊就收摊，要罚款就交罚款，反正没几天又挣回来了。”在北京做了七年小摊贩的他显然已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

实际上，为了能跟城管长期作战，小贩们也是奇招迭出。有的在地上垫一块布就算小摊，城管来了，把布兜起来就走。大多数小贩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游走，卖水果的小贩们还开起三轮汽车。城管来了就开动车子装成过路的，走了他们又照样做生意。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增加，尤其是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的优越性日益突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谋生的农民也越来越多，摆点小摊做点小买卖正是他们最喜欢的谋生手段。

封放两难，最棘手的问题

城市游商游贩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城市管理者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随处可见的小摊贩给城市管理带来负担，我国一贯采取禁止和打压的政策。然而随着近年来民生诉求呼声日涨，居无定所的游商游贩得到舆论更多的支持与同情。城管要执法，小贩要谋生，冲突流血的事件屡见不鲜，城管这一本来为公众服务而设立的机构也成了舆论眼中人人侧目的“妖魔”。

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曾表示，对城市游商游贩的管理将在2007年底前完成，不再一律封杀，比如可在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经营项目上进行管理。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试行解除禁令，开设“走鬼街”“跳蚤市场”等，在固定时段固定地点对特殊人群允许无证照游商游贩在那里经营。

然而作为一线执法者的城管们却认为，在短期内用疏通的办法解决城市游商游贩的问题根本不可能。2007年1-9月，仅北京市城管局96130热线接到的投诉电话中，关于小摊贩的就有4.5万件，占所有投诉的35%。

“城市空间有限，不可能把城市变成个大市场啊！”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中心副主任郭勇说。他担心中国人口过多，盲目对游商游贩开禁的话，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游商游贩涌入城市，造成城市承载力的进一步恶化。上海解禁后的实际情况是，周边地区的小商贩全都转移到上海去了。不仅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

疏堵结合，最现实的解决之道

堵，堵不住；疏，疏不通。在解决“梳洗干净城市的面子”与填饱街面谋生群体的“肚子”这一矛盾过程中，尊重这些个体劳动者，进而适当降低门槛，是目前北京城管们普遍采取的比较现实的治理方式。

北京正在学习韩国经验，拟将城市划分为禁止区、控制区和规范管理区。比如北京东直门街道十字坡社区在征求居民意见后，居委会与进入社区的摊贩签署协议，规定贩卖时间、区域，要求他们保持社区卫生；在城管执法无照经营摊贩时，由社区居委会出面为其“沟通”。对于因重大活动或事件而需临时改变区域划分的，可以提前在局部或全市范围发布提示性信息。例如奥运会期间需扩大绝对禁止区范围的，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提前公布。

对于一些治理难度较大、久治不愈、存在特殊情况的、百姓日常生活确需的摊贩，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一般默许其存在，但会通过设立警示标志等方式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

在进行市场规范，明确经营范围的同时，北京市还在探索成立商贩自律委员会，引导商贩自我管理，逐步提高小商小贩与城市文明的结合力。专家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政府要为第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环境，为国民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