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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30年农业篇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曾经被总结为“一靠改革、二靠政策、三靠科技”。实际上，政策调整也是改革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体制变革和技术进步构成了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车轮。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发展历程，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对它进行阶段性划分，对于不同的学者来讲，可谓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特别是，中国渐近式改革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改革内容交替、重叠、甚至反复，也增加了从总体上划分阶段的难度。我们根据农村改革内容的标志性变化，大体上将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
中国农村改革发轫于农业改革。它首先从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入手，在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是农村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从时间上看，第一阶段是农村改革的突破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像星星之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1980年，政策上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随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得到了政策的充分肯定和普遍推广。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这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就被确立为中国农村一项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从1983年到1985年初的两年时间里，我国开始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的工作。它宣告了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解体，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农户作为从事商品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主体，强化了农村基本生产单位的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同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79年以来，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提升，有18种农产品的价格平均上调24.8%。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时期的农业和种植业获得了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并为其后的农村改革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数据显示，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按照生产函数估算，其中约有一半46.89% 来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化肥增加的贡献为32.2%，约占1／3。若以生产反应函数估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提价贡献为16.0%林毅夫，1994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一项奇迹。
第二阶段：1985—1991年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把农村改革引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改革外部环境的更高层次。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全面确立，农村第二步改革进入了全面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改革重心放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非农企业发展等重要方面。因此，第二阶段可以看成是农村改革迈向市场化的阶段。
从1979年开始，国家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到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双轨制”。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对于其他各类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1986年进一步提出，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在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同时，以1990年10月中央在郑州建立小麦批发市场为标志，9个区域性批发市场和一批各种类型的较为规范的农贸市场在全国各地得到长足发展，为最终取代主要农产品的计划调拨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1991年比1978年，种植业比重下降了16.9个百分点，林业、牧业和渔业分别上升了1.1、11.5、4.3个百分点。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1991年比1978年，农业比重下降了27个百分点，工业比重上升了25个百分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和农村产业结构变动在这个阶段都快于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
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深化和拓宽改革领域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复杂情况，并引起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价格放开后出现了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普遍不安，粮食产量一度下滑，粮食购销体制未达到预期目标，又从合同订购退回到实际上的统购；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出现了与城镇工业争原料、争能源和争产品等情况；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摩擦加剧等问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我国在1988年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由于受资金紧缩、市场疲软等宏观背景和一些行政措施的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农民收入出现改革以来的首次徘徊，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有所上升，这些问题随着农村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到来被全面缓解。
第三阶段：1992—1998年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全面取代了计划手段，在调节农产品供求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这个阶段的农村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立法手段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在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保持不变。在经过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尝试，如“两田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等形式基础上，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确立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保持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
二是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尝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国家出台了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的政策，试图废除粮食的统销制度，让市场在调节产销上发挥主要作用。但紧接着粮食产量下滑和价格上涨，出于对稳定市场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国家出台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恢复定购、建立专项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以及实行农产品收购保护价政策，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到1998年，尽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但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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