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这种“小产权房”的出现，作为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究竟该去引导它，还是扼杀它，就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

为什么市民欢迎的“住房创新”，总是政府“禁止”的“违规行为”？

和近一段时间涌动的“单位集资建房”、“个人合作建房”等一样，“小产权房”的出现背景，也是在高房价下越来越多的市民买不起房、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绝望和政府房价调控的失望而导致的必然的结果。房价这几年是越“调”越高，老百姓通过市场买房的希望已接近冰点。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是，“房改”这九年来，中国城镇居民通过“房改”所获取的平均住房面积是越来越少，由九年前的人均近19平米到现在的18平米不到，城市中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也越来越少(具体请见笔者的“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一文)。

但住房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是谁也改变不了人的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传统。对民众而言，有居则安、有产则宁。正是对现有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失望，老百姓才变得“不安不宁”，甘冒被没收和拆除的“楼财两空”极大风险，“铤而走险”去买“小产权房”。所以，当“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只是一个“空心汤团”，当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权益——居住福利得不到保障，各种各样的“创新”就成为必然。

问题是，面对公众的这种“穷则思变”，政府主管部门究竟应该怎么办？建设部和北京市采取的“封杀”措施，是不是一种“合适的、正确的作为”。

有关部门对小产权房采取封杀的“理由”就在于，它破坏了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影响了政府靠卖地搞“政绩”的“土地财政”，另外就是靠高房价支撑起来的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房价仅仅只有周边商品房市场三分之一左右的小产权房，将直接威胁和动摇开发商的垄断和暴利的基础。而这样的垄断暴利，正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权力资本寻租的“黑色土壤”。前不久不是有媒体报道华南某地开发商的“爆料”：“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从纪委公布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也反映出来，现在的官员贪污腐败上百万千万的，大多数都是与房地产和土地出让有关。

而被官员们所“封杀”的所有老百姓在住房上的“穷则思变”出来的“创新”之举，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资本寻租的土壤和条件。开发商一个人和单位收买政府的部门和官员，都是靠着“暗箱操作”；而像集资或合资建房以及小产权房，这样的行贿受贿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然也就变得“不可行”。而“腐败成本”的大大减少，也正是导致这些“住房创新”下是新的住房模式房价成本大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从官员权力资本寻租的得失上，那些习惯于“权为‘商’所用、情为’钱’所系、利为‘己’所谋”相关部门和官员，在对待开发商的暴利和老百姓的“住房创新”所表现出的鲜明的“爱憎分明”，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住房政策的选择，是执行什么样的“道路”大问题

比较一项政策的正确与否，衡量的标准，关键是看它对普通百姓是否有利，和它所“破坏”的“秩序”相比，究竟哪一个“更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话，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落实到小产权房上，就是要看在我们的政策比较和选择中，究竟是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好房”重要，还是维持一个已经被高房价的暴利垄断的房地产市场更为重要。这是在住房政治上执政导向的一个基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小产权房上，究竟谁将是受益者，谁会成为“受损者”，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