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反腐专家邵道生

我国著名的反腐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邵道生研究员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县委书记群体中出现腐败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权力过度集中、“利益诱惑”实在难挡、对重大项目的“一锤定音”权等三个方面。

人民论坛：您怎样看待“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这一说法？

邵道生：去年，《瞭望新闻周刊》曾就安徽省部分县（区）委书记贪污腐败问题做了如下的报道：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居然占了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1/6。

这当然不是安徽省特有的现象，根据我对中国社会腐败特点进行的20余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名叫“共性论”的理论：即发生在这个省市的主要腐败特点，在其它省市的腐败也能得到同样反映，县委书记落马现象也不例外。所以，在关于媒体大量报道腐败案件中，县委书记腐败也是一个“重点内容”，而且所报道的内容往往是触目惊心。

人民论坛：您怎样看待一些地区县委书记的权力过度集中问题？

邵道生：从上世纪90年代始，一些地区的“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一些基层权力机构的权力绝对化程度也达到了历史之最，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腐败迅速走上了发展期、高峰期。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中央的政策一到某些县（区）委一级就走形，就变味，其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的失控一般要比大中城市厉害一点、严重一点。而且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腐败势力更容易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发展。在那些地方，他们办事的规矩是官场流行的潜规则，所以卖官买官现象在县区这一级就特别严重。

人民论坛：部分县委书记因何难挡“利益诱惑”而导致最终落马？

邵道生：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远离中心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区）委一级成为竞相开发的处女地。经济大规模的发展不仅是县委一级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给县委一级腐败的发展、泛滥创造了“机遇”。

一般的领导干部很难抵制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所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再加上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历来是我们社会的薄弱环节，而在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的“集权程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

此外，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都不是“小项目”，往往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其中的“利益诱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是很大的，这些项目也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如果县委书记不点头，谁也动不了。譬如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前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田玉飞被指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计3200多万元，刷新了四川省县级官员腐败金额纪录。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利益的纷争”、“利益的实施”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围绕着县委书记的“个人意志”而展开的，一些县委书记“稍不留神”就掉进了腐败的泥坑中去。

人民论坛：您认为一个群体腐败频发的深层原因何在？

邵道生：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发表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我则认为：“失去了制约的权力绝对化”在社会经济大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的绝对化”。为什么？因为一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便领导者的人格再完美、个性再高尚，也难免会有被腐败的可能，这就是当今不受监督的集权者（包括县委书记）必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