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春日融融，人民大会堂迎来了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记者发现：与以往相比，在这支队伍中，有了更多来自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今年新当选的委员严望佳就是其中的一员。

贾庆林主席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刘永好委员认为：“这意味着新社会阶层人士不仅要在经济上多做贡献，而且要通过人大、政协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刘永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如今已是连任4届的政协委员。对非公经济30年来的变化，他感慨良多：“一个人要发展，除了有抱负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大环境。30年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施展才华的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当选者南存辉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经济，也没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更不会有今天的新社会阶层。”

毫无疑问，这些新社会阶层的代表，是站在中国经济30年辉煌成就舞台前沿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成长，不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成就，也鲜明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给了青年锻炼成长的最大机遇。

1978：改变命运的一年

1978年，26岁的刘永好还是四川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每天与粉笔和黑板打交道。而15岁的南存辉则是温州柳市镇的一名修鞋匠。他们经常看到，街头卖瓜、卖鸡的人被人追得满街乱跑。在那个年代，一户养鸡的数量不能超过8只，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

但就在这一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并由此发端，拉开了其后30年改革开放的大幕。

喜欢读书看报的刘永好很早就感受到了变化。当时城里不允许个人办企业，刘永好和他的几位哥哥就想去农村。他们找到了当时公社的一位领导。

谁想这位领导一听就火了：“你们这是反了，想搞资本主义！”

一年后，改革开放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刘氏兄弟找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当即拍板，可以搞！但要求他们科技下乡、到农村一年带10个专业户。

1982年，刘永好与几位哥哥一道，辞去公职，靠变卖手表、自行车，筹集了1000元人民币，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

26年后，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已拥有4．5万名员工，产值273亿元。

思想的禁区打破了，随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当时全国各地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纷纷崭露头角。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柳市镇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口气出了八大王：锣丝大王、翻砂大王、目录大王等等。这些人可谓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山者。可到了1982年1月，一纸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当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南存辉回忆说，“八大王”被放出来了，柳市的民营经济又恢复了元气。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政策真的变了，机会来了。

1984年，南存辉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24年后，他已是位居福布斯排行榜前50位的富豪。

1992：“下海”与创业的分水岭

如同早春新芽，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更能感知政策冷暖。

提起30年间有关公私经济、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经历过的民营企业家们都记忆犹新。在困境中，他们有过迷茫与动摇。有的人选择了离去，而最终坚守的人迎来了更大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揭开了又一轮思想解放的序幕。这次谈话为争论多年的“姓社姓资”问题，一锤定音。

这一年，南存辉终于有了自己的厂房，这时他的企业已经发展了8年。他说，以前都是租厂房，没有也不想有自己的厂房。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很多人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更何况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会把地批给私人呢？但他在这一年顺利地拿到了地。

同样是这一年，刘氏兄弟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

而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冯军，也在这一年抛开了即将到手的铁饭碗，在中关村做起了个体户。在他看来，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就是鼓励创业。“在1992年之前，进入市场叫下海，1992年之后则变成了创业，这说明国家是鼓励创业的。”

母亲劝他说，如果没有正式工作，要是遇到什么自然灾害，会饿死的。冯军则说，粮票都已经取消了，再也不可能出现饿肚子的情况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这个曾经的边远鱼村，再度成为打工者与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就业圣地。在许多人眼里，那里遍地是黄金，遍地是机遇。

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松动，以及观念的变革，进一步为人们的财富梦想插上了翅膀。不仅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寻求新的机遇，也带动了大学生的创业潮、留学生的回国创业潮。

2004：保护私产新纪元

此后，对民营经济的争论逐渐平息，民营经济的地位与贡献日益为社会承认。由“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亲身体会到这种变化的南存辉，更在字里行间探寻政策变化的轨迹。他说，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定位，最初为“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此后，改为“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虽然是‘也’变成‘都’的一个字的变化，但意义却不同。一字之改意味深长。”

虽说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明显改变了，但不少民营企业家仍有些喜忧参半。一有风吹草动，就心神不宁。有的私营企业家总担心政策会变，有了钱也不敢扩大规模，还有的偷偷把财产转到了国外。他们渴望法律上的平等保护。

当年靠卖猪得来的200元钱起家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卓辉，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们保护私有产权的愿望。1998年全国人大召开前，他拿着写好的关于修改宪法的议案草稿，争取代表签名。可没想到，7名广东私营企业代表只有一人签名。还有人说，中国贫困人口还有几千万，你们先富起来了，发了财，该知足了，竟要求修改宪法来保护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