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互动，强大舆论声势形成

2006年三月初，黄元勋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有人要花十万元钱“做掉”他。

“他们要搞死我，如同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从举报曾锦春那天起，我就没把自己当活人，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黄元勋开始作好各种准备。

黄元勋说，要死，就要死个明白，更要把曾锦春扯出来，不能放过这个心黑手毒的贪官！

2006年3月17日，黄元勋写了四份遗书，一份放在自己身上，一份留给家人，一份给了记者李根，最后一份寄给了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

他在遗书中写道：是非分明的案子在权力的操纵下由黑变白，没有什么比法律被人践踏更让人痛心了……命运如此具有戏剧性，欢笑、泪水、荣辱并行，穿越生死，穿越时空！

人命关天！关键时刻，李根将黄元勋寄给省委书记张春贤的遗书全文转发到互联网上。

省委书记终于看到了，调查令很快下达。4月22日那天，郴州市政法委、检察院等部门派人找到了黄元勋，省里好几个领导也极为重视，要求严肃处理此事。

黄元勋看到了希望，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李根，李根又转告给各地媒体。

而互联网上的遗书也引来新闻记者震惊、好奇的目光，焦点又一次投向了黄元勋。

一场揭秘曾锦春斑斑劣迹的新闻媒体深度调查，开始了。

《南风窗》记者田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江华，《三湘都市报》记者李凌等媒体记者纷纷聚集郴州，随着黄元勋的讲述，荣福煤矿老板黄生福与郴州市纪委书记相互勾结的桩桩黑幕，展现在记者眼前。

记者们调查核实的荣福煤矿毁坏粮田并拖欠200多村民90多万元装卸费的事实，被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获悉，这位充当曾锦春“灭火队长”的新闻长官用“老套路”欲摆平各家媒体，他派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与荣福煤矿的几名股东一同南下广东，找到《南风窗》杂志社进行“经济沟通”。

谁知，“灭火队”却吃了闭门羹，杂志社领导根本不吃这一套。就在第二天，一篇题为《湖南郴州农民给省委书记寄遗书始末》的文章面世。

短短几天，黄元勋不屈服于黑恶势力的威胁，用生命与腐败抗争的经历在各大门户网站迅速铺开，《新快报》、《时代商报》、《西安晚报》、《重庆晨报》等数十家媒体争先转载……

所有记者在发表的文章中都对黄元勋寄予了同情与关心，所有媒体对郴州的腐败现象都给予高度关注，这种媒体互动、互助掀起的监督风暴，对郴州腐败官场的揭露与抨击以及全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求与呼唤，惊动了党中央。

中央领导的批示也陆续下达。

揭露腐败，乃记者的职责所在

2006年7月19日，“7·19专案组”成立。郴州官场地震由此爆发。

以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郴州政坛高层领导接连被“双规”落马，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市长周政坤等近200名官员及不法富商被依法查办。

有人说：一个不怕死的黄元勋举报了不可一世的曾锦春，一个曾锦春扯出了一场郴州的官场地震。

面对这一切，黄元勋说：是新闻媒体的记者们掀开了郴州官场的罪恶黑幕，没有媒体记者的拔刀相助，我的小命早就化成了骨灰。

当然，黄元勋更明白，没有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大环境和切实有力的反贪措施，仅靠黄元勋及“举报联盟”是不能掀翻曾锦春的。

舆论认为，在反腐斗争中，像黄元勋这样有正义之心的百姓坚持不懈地举报抗争，以及有正义感的媒体记者始终盯住、绝不放弃地追踪报道，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助推力。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郴州，有相当一部分关注民生、心怀正义的干部，尤其是在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中，有不少主动向媒体揭发腐败现象的不怕事的人。正是他们，使得我们进入郴州进行深度调查时采访顺利，因而获得了真实的证据材料。正如该报道所说：黄元勋是个老实人，郴州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百姓要告状，有那么多人向记者提供真实情况，是被贪官“逼上梁山”的结果。

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介入，没有记者们的争相报道，黄元勋不会这么幸运地逃避灾难，同时又能帮助有关部门揪出一窝硕鼠。《潇湘晨报》记者倪志刚对本刊记者说：作为记者，调查报道事实真相，针砭时弊、弘扬正义，是职责所在，谈不上感谢，是应该做的。

“不喝我一杯茶，不吃我一餐饭，来去匆匆，尽职尽责，真是人民的好记者！”这就是黄元勋心中的记者形象。

坚持正义的百姓与记者，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