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演进有时确是机缘所致。林彪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文革”对军队指挥的冲击，使我军的实际战斗力水平降到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据中央军委1969年5月对某军区18名师长、92名团长的调查考核，竟有一半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术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军官仅10%能组织本级军事训练，有的连级干部甚至连军语都不懂！试想，如果此时西沙之战爆发，情况会怎样？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败露外逃摔死蒙古温都尔汗，使毛泽东的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经过痛定思痛，他开始重新起用并肩从血火征战中走来的老战友。原被冷落的“二月逆流”“主将”叶剑英1973年2月开始主持军委办公会，掌管全国军事。原“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1966年“文革”初期被打倒，1973年3月复出，1973年12月进入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核心。叶剑英、邓小平辅助周恩来，在既要应对江青“四人帮”一伙的不断捣乱(就在西沙之战硝烟未散之际、1974年1月24日江青一伙发起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要维持大局搞好经济生产和国防安全的极其艰难情况下，走进了1974年初的西沙战局。
不要忘记，1974年的“批林批孔”发展到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病情恶化并于1976年1月辞世，邓小平紧跟着在1976年2月再次被逐出中央和军委！西沙之战结束还不到2年！
大国博弈 波诡云譎
国内乱局未定的同时，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危机潜伏。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的困难越来越大。同时，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后盾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联扩张、美国收缩、苏攻美守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边境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而同时，美国与苏联在冷战对抗中，在苏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前显得非常被动。六十年代末，苏联战略力量与美国趋于平衡，美国面临苏联战略威胁严重上升需要联合中国共同遏制苏联。并且，越战旷日持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使美国急于从南越撤军，也需要中国的战略配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从国际战略高度的着眼打开对美关系，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1月尼克松到访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嗣后，美国加快了从东南亚抽身的步伐，并于1973年1月在巴黎签协定正式开始从南越撤军；而中国则可以把战略注意力放在了苏联虎视眈眈的北方。1972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将对苏战略防御的设想现实化，中国大地到处挖“防空洞”，以应对苏联可能的大规模空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