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第4、第9兵团及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取消，所有人员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各兵团部、各军部，所属的二十五个师则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

（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意留下工作的，须经训练再行录用。各级军官凡愿意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同级军官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工作职位，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与在职干部享受同样待遇。

（三）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愿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的薪饷，并由平津前线指挥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包括家属在内的食宿，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资财外，一些个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并可按照其工作职务需要，酌许带一二护兵同行，凡居住在解放区的，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是地主家庭的，则其土地与财产一律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处理，至于本人，只须遵守民主政府的一切法令，过去行为一概不加追究。所有回家的军官，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意来解放军工作，仍将受到欢迎。

至此，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正式结束了原有的指挥体系，隶属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建制，完成了与解放军的合编。

第三步，进行政治整训。在改编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从解放军各部队中选派大批优秀政工干部，担任各独立师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教导员和指导员。重点对改编部队的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教育，一是时事教育，二是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三是诉苦教育。对军官则将其分批调出，进行集中整训，既减轻对士兵教育的阻力，又可有针对性的促进军官的思想改造，然后依据情况留用或遣散。最后，将各部队分散溶编。改编工作基本顺利，大多数部队经半个月到一个月，即将士兵分散编入解放军，也有个别部队进行了抵制，甚至哗变，对此解放军立即予以镇压，强制缴械，强令编散。因为，东北、华北野战军即将南下和开往西北，各独立师的番号只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士兵分散编入解放军，其中，编入东北野战军约为五万余人，编入华北野战军约为五万三千余人，编入西北野战军约为两万四千余人。这项工作至4月10日全部结束。除编入解放军者外，还有约六万五千余人留在城里，由平津前线指挥部人事委员会根据改编方案，并按照个人意愿，或分配工作，或安排学习，或遣散回乡。

北平和平协定签定后，傅作义就准备发表和平通电，但通电文稿中仍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某些观点，毛泽东指示林彪、罗荣桓与傅作义会晤，以解决分歧。为争取其他地方实力派仿效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对傅作义采取团结为主，斗争为次的方针。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晤并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会谈，消除了傅作义的一些疑虑和误解。

2月16日，陶铸前往傅作义的住处，赠送给他《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有关中共政策的书籍，以进一步启发傅作义的思想转变。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亲切会谈，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成就，并给予了热情勉励，使傅作义疑团尽消。

3月下旬，所有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战斗中被俘的傅部官兵一律被宽大处理，全部被释放回北平。

3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傅作义也应邀参加。

3月底，毛泽东在香山的住地再一次接见并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对他们表示了亲切的关怀。

4月1日，傅作义经过两个多月的耳闻目睹，特别是和平改编的圆满完成，以及中共领导对他的关怀，终于使他在国共双方代表举行和平谈判之际发表了通电。通电中阐述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呼吁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的迅速实现，最后明确表示今后将拥护中共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这一通电，对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产生了积极影响。

4月2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高度评价了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所作出的贡献。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为绥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而傅作义的立场的转变，更为解决绥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傅作义公布北平和平协议的当天，也就是1月22日，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亲自飞抵北平，当面向傅作义表示愿意追随他走和平道路，傅作义当然同意，并对他说绥远问题将待面见毛泽东之后再定。 

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对董其武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表示积极欢迎，并决定对绥远采取比北平更宽松的政策。于1月23日致电林彪，对绥远方面应维持原状，停止战斗，恢复交通，建立联系。1月31日，又命令在归绥地区的华北第8纵队，停止作战行动，以缓和敌对气氛。2月12日，又致电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井泉，应让董其武部照样存在，平绥路允许其通车，并在归绥与卓资山之间划一条界线，互不侵犯。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时对绥远问题明确提出采取另一种方法来解决，先让董其武作好内部工作，然后建立一个联络处，恢复平绥路的交通，加强解放区与绥远的贸易、文化、宣传交流，最后，什么时候便于起义，就在什么时候起义。并允许将董其武所部编为两个军。

2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绥远问题准备按另一种方式解决，目前先维持现状，一个时期后再按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整编，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将解决绥远问题的方式概括为“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不动，以便于我们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在一个时期后，再按照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

3月23日，林彪、罗荣桓、贺龙与傅作义、邓宝珊就绥远问题进行会商，确定了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李井泉、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纪文、中共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绥远方面：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谈判先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主持。通过谈判。双方签定了《绥远和平协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于6月8日正式签字生效。

8月底，傅作义与邓宝珊赴绥远组织起义，董其武为实现和平解决，也做了大量统一思想的工作。

9月9日，由董其武领衔发表通电，绥远和平起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绥远不采用军事管制，而是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绥远省军区司令，董其武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原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