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99式坦克的车体和炮塔的防护能力相当于800毫米和1000毫米厚的均质装甲

研究中国军力，欧洲觉得比美强

本报记者专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两任所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是全球研究军备控制与国际裁军的权威机构之一，它历年发布的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都会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其中对中国军力的研究近几年常会引起各方猜测，又莫衷一是。在该研究所6月9日最新发布的2008年年鉴中，中国2007年的军费开支达到583亿美元，在2006年超过日本后，2007年又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三。而排在首位的美国，其547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这是该研究所自1969年定期出版年鉴以来中国的“最高排名”。这个排名是否准确？SIPRI靠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和美国有关机构的研究结果一样，有夸大中国军力威胁的嫌疑？《环球时报》记者借新报告公布的机会，向研究所的现任和前任两位所长问了个究竟。

季北慈笑称“不是007”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66年正式成立，研究资金80%以上来自瑞典政府，其余来自其他国家或基金会的捐助。为保持“中立性”，研究所不会轻易接受不知来头的捐助。SIPRI的研究人员不固定，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目前连同行政人员共55人，其中专职研究人员有35人。专门研究中国、有中国背景及懂汉语的有3人，此外还有一位数据管理员是中国人。事实上，研究人员并不严格按照国别分类，而是根据研究项目，如军备的进出口、生产等来分组工作。但相对来说，这几个人都会参与涉及中国议题的研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所的人员一般是在每年6月初公布新年鉴后，开始过欧洲人的暑期长假，到了8月，大家又坐到一起商量下一个年鉴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一般是来年的4月完成研究，6月初再公布。今年的年鉴厚达579页，主要谈了当前世界安全形势和冲突、军备花费和状况及军控努力三个话题。记者对照了2004年的年鉴，不同之处是，今年没有专门的章节来写中国，而2004年版年鉴专门有一章，名为“中国新安全观———多边主义及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年鉴几年前便有了中文版本，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中方对这个学术味道更浓一些的军事报告很少做什么评判。

不少人认为，专门研究各国军费情况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与其说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情报部门”。但无论是前任所长英国人阿莱森•柏雷丝女士（Alyson J. K. Bailes），还是现任所长美国人季北慈（Bates Gill），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坚决否认自己有“情报头子”的身份。柏雷丝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工作，担任过英国驻芬兰大使，2002年任SIPRI所长。季北慈不仅有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更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工作，他从2007年9月开始接任柏雷丝的工作。

新年鉴发布会结束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季北慈。采访中，季北慈开玩笑说：“情报假如像我们做的那样容易获得，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007了。”他解释说，部分领域的军费开支情况，如尖端武器开发、武器买卖的秘密协议等，真实数据确实难以获得，即使有公开材料往往也是猜测、分析，对于这种数据，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研究人员的经验，“从严格意义上讲，SIPRI公布的各国军费情况并不完全准确，但已尽量做到客观”。

6月10日，就9日发布的年鉴中涉及中国军费的内容，记者又电话采访了正在冰岛大学政治学系任客座教授的柏雷丝。柏雷丝强调说，各国的军费开支并不是什么绝密情报，研究所都是通过公开材料获得了需要的数据。据她介绍，SIPRI每年会向各国发送一个问题清单，以便各国提供日常国防开支、军工产品生产、军备进出口等情况，同时还会搜集各国出版的国防政策报告、防务期刊等公开出版物，以及大型军工企业的生产报告等，再将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得出最可信的结果。

对中国研究细致到士兵收入

季北慈提到的“依靠经验”，使记者想到了美国曾炮制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的依据也是来自于公开资料，包括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军队领导人讲话和论著等，但最终美国“依靠经验”得出的中国军费开支，竟然是中国政府公布数字的3倍。有人发现，美国方面是有选择地摘取中国军费开支数据的，比如他们曾连续两年引用香港某报的报道，说“中国正在研发一种反卫星武器”，可事后证明这是一条假新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会不会也是有选择地摘取有关中国的数据，自然成了记者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一点，柏雷丝和季北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柏雷丝宣称，在她担任所长期间，对于各种数据都会照单全收，如果有把握，就选取他们认为可靠的数据，如果不同来源的数据相差太大，那么就会在年鉴里把两组数据全部列上，由读者自行判断真伪。季北慈则表示，他会用“最谨慎”的方法来选择可靠信息。可无论怎样，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的军力发展情况都一直备受关注。柏雷丝担任所长期间，SIPRI出版的年鉴曾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得出“中国军费开支高于政府公布数字的60％至80％”的结论；季北慈担任所长后，中国军费开支的排名又创了历史新高。

说起SIPRI公布的军费开支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有出入，柏雷丝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她回忆说，每年的年鉴公布后，都会遭到一些指责，美国不满意，俄罗斯也不服气，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年度报告公布的军费开支数字算多了。但柏雷丝认为，与美国计算出的军力报告比起来，SIPRI年度报告里公布的数字已经低得很多了。柏雷丝承认，军费开支的计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对于军人退役津贴，有的国家将其看作军费开支，有的国家则当作社会福利；还有将各国军费转换成美元，是否该考虑各国实际购买力的问题也存在着争议。柏雷丝觉得，总体而言，SIPRI的统计更立足现实，而美国的方式则是主观分析的成分过多。她举例说，他们发现中国最近几年有很大一部分军费是用于提高士兵的收入，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换新军装，对于这些情况，研究所都要统计在内，而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物价水平，包括更换新军装的成本都比多数发达国家低很多，他们就又采取了购买力平价的方法。但美国则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等国家新武器的研发、生产的成本等，所以他们即使不使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也会把中国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