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取得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专业大专学历的1984年起，康慧军一路青云直上。1993年是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时任黄浦区对外经贸办公室主任的康慧军，调任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党组书记、局长，两个区只隔了一条黄浦江，但无疑，从西岸到东岸，1992年浦东开发带给了康慧军更多的上升空间。

5年后，陆家嘴一带已经是高楼林立，金融中心框架初成，康慧军又适时“奉调”，出任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上海陆家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有“浦东地主”之称，主要负责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土地开发、综合经营和协调管理工作。

这一身份，使康慧军成为上海滩以及中国经济界的一个知名人物。此后他就任浦东新区副区长，兼任投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金桥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官至正厅级。作为浦东的“大地主”，康慧军在众多开发商中拥有影响力。2007年1月，在他主持下，浦东大盘“地杰国际”的开发商——上海地杰置业有限公司，还曾响应义举、慷慨解囊30万元资助当地教育。

不过，尽管康慧军的履历堪称完美，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有好印象。

“康慧军受到了他正常的对待。”他25年前的老同学B如此评价。

B是康在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的老同学，同系但不同级。两人扯上关系只因一场“揭发事件”。据B自述：1982年，他很随意地在晚自修时与一同学谈了自己学习哲学原著的体会，尤其是哲学中的“异化”问题。康慧军当时也在教室内自修，他把谈话记录下来，向学校党委报告。适逢“反击精神污染”，B成为众矢之的，被列入另类，大小会议检讨9个月……

B一直纳闷：“这是思想问题，理论探讨。康慧军为什么要置我于绝境？”

“25年来，在荧屏上看到频频露脸的康慧军，总觉得他的脸蛋还是像25年前一样阴冷。”康慧军落马的消息传出，他“起初有点激动”，觉得“这样一个无良小人不会长久。”数日后平静下来，B自承恩怨已成往事，“还是选择沉默比较好”。

低调的“官员炒房”群体

年富力强的康慧军因炒房而事败。但是，上海的炒房官员绝非康慧军一人。

干部持有物业一般都很低调。“陆家嘴中央公寓”半年前曾轰动一时，陆家嘴联合房地产公司监事吴均军被发现在2004年11月17日一天签约购买了15套房子。而康慧军也在其中拥有物业。

相比少数人的“秘密行动”，带有福利色彩的群体性优惠购房显得理直气壮。

人民广场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心点。紧邻人民广场的中福城可谓上海的“城市之心”，交通、地段条件如同北京国贸、广州环市东。有传言称，这个楼盘里有数十位身份特殊的购房者，单价4万元的房子2.5万元便能拿下。

坊间传言绘声绘色：当有关部门延请在“中福城”置业的同志们去“说清楚”时，这些业主还开小会讨论。讨论结果是集体抵制：大的不交代，凭什么要“小巴拉子”交代？

普通业主们要感受到小区中的“官员持股”，往往需要特殊事件的帮助。比如说，集团诉讼中的怪异表现。

浦东有个楼盘叫“张江壹间房”，产权起纠纷后，业主代表发现，颇有一批业主宁可权益受损也不愿出面维权；松江区绿洲比华利别墅的“拆除违法建筑”三年前轰动一时，被拆违业主纷纷找媒体诉苦，违建面积最大、损失最大的业主却不吭气，据称此人是合肥某局长，在该小区拥有三套以上物业。

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开发商根据“招呼”为某某保留单位；可是风声一紧，对方不敢来拿；开发商又不敢忘记嘱托，于是市面上便出现了始终保留几套“尾房”的楼盘。

敲山震虎？

在一些人看来，公务员投资房产、炒房获利无可厚非。问题是：购置物业的资金来源？购房过程有无权钱交易？如果这两点不违规的话，那么“官员炒房”本身并不是罪过。

在这方面，2007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被视为尺度收紧的一个信号。司法解释中对“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作了如下界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性质上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由于司法解释可以溯及以往，可以说，一张对各地贪官污吏的大网已经张开。

目前，康慧军案的细节仍未公布，有关方面也未就此案处理表态，但业内人士推测，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落马的康慧军，将成为适用新法规的一个样本。

继康慧军案后，上海房地系统的反腐仍在继续。10月11日，上海市徐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勘测所副所长谈小南又因受贿罪被判刑。

一些违纪干部也仍然抱有法不责众、蒙混过关的侥幸心态。据了解，当《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下达后，在5月29日至6月29日坦白从宽的“三十日大限”里，全上海仅有14名官员主动交代问题。司法界人士称，“康慧军被‘双规’无疑给他们一个迟来的，也是非常严重的警告。”

溯源“官民差异”

因为24套高档房产，康慧军名扬天下。这个极端的案例自不能代表上海公务员拥有住房的平均水平，但从整体上看，公务员住房条件的改善明显超过了平均水平。

追根溯源，有研究者认为，1995年颁布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是造成上海居民房产资源差别的源头。该行政文件以级别定面积上限，奠定了上海市民拥有房产资源的差异化基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上海市区12.5%的人拥有的住房面积与56.4%的人拥有的相等。”王炼利对记者表示。王是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十余年来，随着房改、动迁、二三级市场联动，上海市民的居住面积有了改善，可“品质”又成为“官民差异”的关键。“这几年官员的房产价值不仅体现在住房面积上，更体现在地段上。”王炼利说。

王的判断在康慧军案例中部分得到佐证：24套房产不但都是大屋，更是均价3万元以上的豪宅。地段收益使其房产价值在面积基础上翻了不止一番。

其实，在王炼利等学者看来，要发现康慧军们的秘密，说难也不难。厘清散布在上海楼盘中的公务员物业，从房地产权属登记、交易记录系统，或央行完善中的征信系统入手，技术上说对官方机构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民间议论纷纷，传媒也只能从挂一漏万的举报中截取信息。

作为民间研究者，王炼利只能依靠公开资料。她渴望得到近年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认定其中埋藏着未发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