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小兵 实习生 关添天 唐文熙 发自南京

辛德贝格(中)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

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保护的从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伤员。

卡尔・京特(中)与江南水泥厂护厂队队员在一起。

本版图片为德国京特、丹麦辛德贝格的亲属提供给中国青年报的历史照片

寻找一度被忽略的“南京辛德勒”:“德国老昆”和“丹国人”辛德贝格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仿佛人间炼狱，而城郊的屠杀更为惨烈。一队日本兵举着枪来到一座大型水泥厂，一面德国国旗和一面丹麦国旗挡住了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卡尔・京特的德国人与一个叫做辛德贝格的丹麦人。“这里是德国和丹麦合资的企业。”他们和颜悦色却又毫不退让。在他们身后，是近2万名中国难民，衣衫褴褛，眼睛里闪烁着恐惧。

幸运的是，日本兵走了，难民们得到了安全庇护，至少在这座占地2400亩的厂区里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住在破烂、低矮的临时搭建的草房里，忍受着饥饿，但毕竟没有人在这里被日本人杀害。与邻近的栖霞寺难民营和城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相比，这几乎就是个奇迹。

实际上，这家工厂是中国资本家所有，两名外国人只是被请来保护工厂的。但令人称奇的是，外国人不但成功保护了厂产，还保护了涌进工厂的厂外难民。至今，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还念着“德国老昆”（京特）和“丹国人”（辛德贝格）的恩惠。

这段历史在研究者中少有人注意，直到近几年南京记者戴袁支的穷追不舍，两名“南京辛德勒”的故事才逐渐清晰。万里之遥的丹麦，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也开始了对英雄舅舅往事的寻找，她一直找到了南京。

2007年12月13日，玛丽安第二次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仿佛看到一个个中国人在屠刀下毙命，混乱中，一个身材矫健、充满活力的金发年轻男子，筑起一道藩篱庇护了2万条生命。“是的，我找到了他，我的英雄舅舅辛德贝格，可是我真的很难想像，他是怎样做到的。”

“他的一生都和蓝色的大海、摇曳的棕榈、东方的声色以及枪炮的射击声联系在一起。他像任何一个一生漂泊于世界海洋的人一样，饱尝欢忧，经历战争、失败和胜利。”

1980年，69岁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坐在一所退休公寓里，开始撰写自传。“在他闪烁的眼睛中，你依然可见眺望远方的眼神，你不知道何时风又会带着他漂流。”

战地记者的助手“辛德倍儿坏”

出南京城外20余公里，可见江南水泥厂，坐落于长江之畔、栖霞山下，1935年中国民族实业家袁心武、陈范有等人创办了这个工厂，规模居亚洲之先。同年，24岁的辛德贝格搭乘一艘美国轮船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国之行。

“他富有冒险精神，14岁喜欢上童子军运动便四处游历，祖父母不得不经常开车去找他，甚至动用警察。”玛丽安说。17岁时，辛德贝格终于成功摆脱父母，乘船去了美国。后来还去过俄国、格陵兰，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外籍兵团，但“艰苦的训练、单调的巡逻、凶猛的恶狗”与他浪漫的憧憬不符，不到1年便逃走。

来到上海，辛德贝格先在一家大饭店做前台接待员。“他年轻、英俊，一头金发，德语、法语说得和英语一样好，并有着地道的欧洲口音，因此他的上司将他带在身边，担任自己的书记员。从那以后，他白天穿着带条纹的裤子和礼服大衣，晚上则换上小礼服。”自传里，辛德贝格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满意，他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

但很快日军入侵上海，他做过一个月的城区卫队队员，后来做过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司机、摄影师和助手，对方也把他当朋友，称他“辛德倍儿坏（sindbad）”。他们“伴着飞机和炸弹爆炸的轰鸣、枪弹的喧嚣工作、吃饭和睡觉”，直到11月11日史蒂芬斯被日军射杀。当时，他们攀上50英尺高的一座水塔平台，观察中日两军驳火。史蒂芬斯死时，辛德贝格就在数米远，他的腿也被子弹擦伤。

挂起德、丹两国国旗护厂

这年11月，江南水泥厂投产在即，但“淞沪撤守，战火迫近栖霞，遂告停顿”，大部分人士遣散，只余5名职员和30余工人留守。因工厂各从德国禅臣洋行和丹麦F.L.史密斯公司购进了电器设备和水泥生产设备，天津董事会决定“以夷制夷”，以江南厂设备款二成未付，尚未点火生产，“产权仍属丹、德”为由，请丹麦和德国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12月4日，辛德贝格受丹麦公司派遣从上海来到栖霞，34岁的德国工程博士卡尔・京特与他同天抵达，他出生在唐山，讲一口流利中文。

两人连夜让裁缝制作了一面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悬挂在工厂上空，还在工厂外围插上标牌，上面画着这两国国旗。厂门口的牌子则换成了“丹德国合营江南水泥厂”。

为了避免日军轰炸，辛德贝格还命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米的巨型丹麦国旗，他在给朋友信中写道：“我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当日机低空飞过，工人便用石灰和木炭，在地上组成黑白两色的德、丹两国国旗。这些举措都被证明是有效的。

被忽略的丹麦英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为期6周的屠杀。难民们纷纷躲避到邻近的教堂、佛寺和西方人士的产业内。城内，以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负责人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有25个难民营，聚集着25万难民。城外，江南水泥厂和5华里外的栖霞寺则收容了大约3万人。

拉贝在大屠杀时期坚持写日记，记下了500多例日军暴行，但直到1996年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调查才重见天日，作为西方人士的见证而为南京大屠杀新添铁证。他和魏特琳、威尔逊、约翰・马吉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开始被人们称为“南京辛德勒”。但辛德贝格、京特的名字则很少被提到，连史学界也一度忽略他们的存在。

2000年5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等人，利用访问丹麦奥胡斯市的机会，在报上刊登启事，题目是《寻找中国战争中的丹麦英雄》。很快得到回应，辛德贝格居然就是奥胡斯人，而且，刊登这份启事的报纸，早在1937年和1938年，就多次利用辛德贝格给家乡的来信而报道他的东方传奇。

“南京大屠杀中的丹麦英雄找到了！”该报用了欣喜的大标题。巧合的是，同一天，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也来到江南水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