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关于高校应提高收费，以增加助学金和奖学金的主张见报之后，赞者有之，弹者有之，尤不乏道德判官慷慨激昂的重炮轰击。无论现实中信用如何缺失，道德怎样滑坡，纸上的道德判官总是不缺，甚至排山倒海。

其实，高校收费问题，无须道德上那么高调，就一个技术问题而已，完全可以从容讨论。

茅先生的主张本无可厚非。有钱人的孩子上大学，当然没有理由要纳税人补贴。通过提高高校收费，切断有钱人搭便车的通道，也使寒门子弟能得到救济，可谓善莫大焉。但是，茅先生的这个设想放在当下中国，无疑是太理想化了，因为高校提高收费，并不是没有前提的。

高校提高收费需要哪些前提呢？

第一个是内部性前提，即高校财务制度的前提，高校财务必须要有严格的公众监督，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公正的转移支付系统。只有在这样的制约之下，高校才可能是透明和廉洁的，高校收费才可能不是无底洞。否则，高校收费再怎么高，恐怕也与绝大多数寒门子弟无缘，不过为教育官员的法外挥霍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高校提高收费的第二个前提，亦即外部性前提，就是高校市场的多元化。有人拿发达国家高校的平价收费反驳茅先生，这并没有反驳到点子上。因为发达国家高校收费制度是多元化的，并非清一色的平价。这种收费上的多元化，主要基于高校产权的多元化。但凡是公立高校，收费都低，我走访过的马里兰州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州州立大学，本国学生年收费6000美金左右，不过是一个普通公职人员年收入的1／5，肯定远远低于培养成本。而名牌私立大学，譬如耶鲁、哈佛、斯坦福，都是天价收费，常在公立大学收费的十倍以上。这种多元化收费有它的理由。国家办的高校，国家就该承担主要责任。不是国家办的，国家也该承担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则要社会承担，尤其是消费者自己来承担。公立大学满足的是普遍需求，也就是社会的平均需求。国家有义务向公民的平均需求提供最大化的服务。私立大学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高端需求，这种需求显然具有强烈的消费性质和投资性质，可以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高额回报，这种需求消费者个人就必须埋单。

这就是说，高校可以高收费，但高收费既然带有市场性质，就应该与公权力划界而治，公权力不得入内。但凡属于公立高校，就无权对自己的国民高收费，而只能基准收费。高收费的那一块，必须拱手让给民间，让给市场。至于私立高校究竟收费多少，那就是两厢情愿，自愿选择的问题了。

中国高校不存在产权上的多元化，既然都是国家垄断(职业培训性质的所谓民办高校当不在此列)，不许社会问津，顺理成章，国家就应该承担全部义务。权力多大义务就多大，不能说权力都是国家的，义务都是社会的。既然国家要包办高校，就应该一包到底，全部运行成本都应该由国家出，高校应一律基准收费，培养成本少数由学生个人承担，大部分应由国家财政负责。至于有人说，这么玩，以我们现在有限的国力能办几所高校？那能上大学的孩子岂不是太少了吗？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国家办不了的，把权力还给社会，让社会自己来办，比如让高校产权多元化，让民间资源充分涌入高教领域。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即民办高校理论上天经地义，实践中零阻力的时候，茅先生所谈的高校提高收费，才是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