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城管打人案仍有后续传来。9日《新京报》报道，天门市城管局长齐正军已被警方控制，正接受调查，被控制的城管执法人员已达24人，其中有4人被刑拘。同时，相关部门正为死者申报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天门市水利局在见义勇为申报材料上写道：魏文华的义举，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与此同时还有媒体报道，天门市委书记别必雄在听取案件有关情况汇报后，表示魏文华被殴致死事件“天理不容”，并严肃地指示“要依法办案，举一反三”。

“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像一个神来之笔，让我们看到魏文华之死可能走上正面引导的舆论走向。但从一条生命或从他的家人的角度，我宁可相信当魏文华被打得不得不“交出手机，举起双手”时，他一定更希望自己不曾下车拍摄，也更希望选择活着。这是生命之所以可贵之处。那么，当天门市委书记表示将“依法办案，举一反三”之时，我们又将以怎样的反思来面对这一起公民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呢？

我想到了孙志刚。这个在2003年因没带暂住证也没带身份证而被毒打致死的年轻人，在当年曾经引起舆论对于收容审查与收容遣送制度的极大反思，终致当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自1982年5月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孙志刚案与魏文华案，同样是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例，都是死于被滥用的公共权力，而且两人甚至都是湖北人。如果说孙志刚之死揭示了一部收容审查制度的“恶法”之恶，那么魏文华之死也同样让人不难看出现行城管制度之缺陷。那么在有了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后，魏文华之死会不会像孙志刚之死那样，成为一次制度改良或完善的契机？在魏文华之死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城管权力大规模失范、公民权利大规模失守的现实。在舆论一次次的关注中，城管这种公权力的制度设计遭受极大的质疑。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郭巍青曾经在《南都周刊》上指出，“城管这一机构要解决的问题是他无法解决的，要面对的压力也是他无法承受的。城管的存在本身，的确存在很多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地方。”而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从法律精神的层面，从权力授予、监督、问责机制上，一一审视城管这种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无论魏文华案，还是孙志刚案，都有着公权误用或滥用的直接原因，也都有着法律法规违背人性或并不完善的现实背景。魏文华到底不是孙志刚，但是，我们必须以反思孙志刚案的勇气，来反思魏文华之死背后的公权行使及其制度根源。当然，城管制度不同于原来的收容审查制度，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城管制度仍有其必要性。只是，当这种职业的声誉俨然已愈来愈低地“探底”之时，立法与政府部门更需要以开放、改良的心态来检讨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没有这一些，我们将如何告慰一个公民的悲惨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