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不少底层民众争抢着走上沦为强者爪牙这条看来并不保险的道路，内在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要沿正常的路径完成从弱者到强者的兑变，更不可预期，也更不保险

为了帮助15名湖南籍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40万元工钱，广州律师王桂荣屡遭恐吓，最终被歹徒狂砍十余刀。如今，他被砍断的左手已接上，农民工的欠款也拿回来了。虽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但王桂荣仍说：“我不后悔当初的坚持。”

看了见诸1月7日《羊城晚报》的这篇报道，倍感辛酸。尤其是“付出血的代价，最终讨回工钱”这样的小标题，一语道尽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这里的所谓的“社会底层”不独指讨薪的民工，也同样包括砍人的“歹徒”———他们同样是拖欠工钱的那家建筑公司的员工。在报道中，我们看不到真正欠薪者的出现，而只看到了弱势对弱势（为弱势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的欺凌。当案情大白，讨薪的民工拿到了工钱但代价不菲；砍人的民工要面对法律的严惩还得担心其主子是否会兑现相关的承诺，如若主子翻脸，进了班房的“歹徒”也得面临一轮更为艰难的讨薪———还会有哪个律师愿意为这样的社会底层提供法律帮助呢？

孙立平教授在描述当今底层民众生存状态时，曾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举凡孙志刚、黑砖窑、阿星杀人等轰动舆论的事件，其中都可窥见“弱者抽刀向弱者”的影子。但我以为，这一分析也仅仅是表象的呈现。究其本来的面目，仍然是“强者通过控制弱者抽刀向弱者”。作为侵害者的弱者，首先是屈服于金钱或权势并沦为强者的打手，然后才是在强者的需求之下对具体的更弱者抽刀。以群体的力量而论，少数的强者根本无法与绝大多数的弱者抗衡。问题在于，弱者是分散的、孤立的个体。弱者为寻求庇护有依附于强者的强烈动机。要改变弱势的生存状态，卖身于强者使自己变成介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是一条快捷而易行的道路。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却隐藏着随时会被强者抛弃的巨大风险。之所以不少底层民众争抢着走上沦为强者爪牙这条看来并不保险的道路，内在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要沿正常的路径完成从弱者到强者的兑变，更不可预期，也更不保险。

在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弱势阶层的合法权益，而依靠极少数律师的“坚持”或“不后悔”，是无法达成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的。我相信王桂荣律师的“不后悔”是真情流露，但一往无前的王律师为底层维权所付出的代价，却又透出无尽的苍凉———王律师在律师这个行当中注定会是寂寞的。他的断手之痛将会使更多的律师同行在面对为底层维权时选择退缩，而不是选择“坚持”。这是只须依正常的经济人视角稍作分析就能得出的判断。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甚至几个历经断手之痛而不退缩的王桂荣，但社会注定无法期待成千上万个面对血的代价勇敢向前的王桂荣。

当欠薪并非个案，强者控制弱者欺凌更弱者也并非仅在小范围内存在，要避免“付出血的代价，最终讨回工钱”这样的辛酸，就应着力于司法救济和司法究责制度的改良，而不能单单靠大力宣扬少数维权者的无畏无悔。公安司法机关在事发之后“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固然是践行法治的必须，而防范强者通过金钱或权势笼络弱者并迫使其成为“黑恶势力”当更为重要。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平等地落实到每一个弱者的头上，使弱者的独立人格都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弱者对强者的人身依附才会有所改观，“弱者抽刀对弱者”的表象才会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