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自2007年至今，围绕即将来临的北京奥运会，围绕正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奥运火炬，各种势力开始用各具特色的方式表现他们鲜明的立场。而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来自西方部分媒体对于“事实”的报道了：无论是对于拉萨“3.14”事件“和平性质”的执拗认定，对本质上与拉登无异的“藏青会”势力，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选择性宽容与理解，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在媒体面前暴露和展现自己对于中国现状无知的勇气。借助现代传媒，所有这一切，第一次直接、迅速、全面的暴露在中国民众面前，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因为巨大的落差和刺激所引发的强烈挫折与不满。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须经历的环节，因为随着中国综合力量的持续发展，使得国际社会的各种行为体逐渐开始无法轻视、忽视中国所具有的潜在影响，而中国也正在以一种事先无法想像的程度和速度，全面地开始接触世界的一切。简单来说，伴随目前种种噪音而来到中国，尤其是中国普通民众面前的，是世界舞台中心的欢迎词：欢迎来到地球，一个现实的世界。

任何涉猎过国际关系理论入门书籍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自1648年以来出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无政府状态”，所有的主权国家在这个奉行丛林法则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所不同的是，当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国际体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后来的学习者的身份努力去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而同样的，基于在进入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后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文明”的西方长久以来在面对“非文明”的非西方时积累起了不容低估且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强烈的优越感。

最近发生的事情，无论是配错了图片解说词的德国媒体，颠倒黑白的法国媒体，错误裁减了照片的美国媒体，还是口无遮拦乃至信口雌黄的新闻主持人，其看似挑衅到无法容忍接受的言行的背后，体现出的是固有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被事实强烈否定后引发的巨大心理落差。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优越感和自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冷战，则为这种心理落差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双重驱动。冷战时期被经典描述的“两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激烈竞争，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自然的烟消云散，相反苏联的和平解体极大的促成了西方国家对自身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自信。从很早以前，在世界范围推广和复制自身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想法就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行为，冷战后人们所熟悉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就是这种自信的体现，而中国不但坚持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且在经济发展上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对于笃信历史终结的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构成了强烈的挑战。这构成了今天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的特定心理环境因素。

最终推动这种潜在的心理因素发酵的，是现实的政治过程：特定的利益团体和政治精英希望借助和利用这种心态，借助西方传媒的主流地位，廉价而快速的谋求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促成了眼下复杂到近似混乱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的挑战是，当中国刚刚成长到略微具备一些实力正式进入世界舞台时，面临的是一群至少有50年冷战经验的特殊对手。冷战时期，人们耳熟能详的杜勒斯提出著名的“和平演变”，实际上说的就是通过传递特定类型的信息，影响特定受众政治行为和认同的过程。如何借助现代传媒来实现这一目的，不仅已经形成了被称为“感知操纵”的特定技巧，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的波匈事件，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80-90年代的苏东巨变，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著名的“颜色革命”中，种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势力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操作流程和技巧。当然稍微有点变化了的情况是，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多元，世界上各种千奇百怪此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了解和无法被了解的信息开始一下子涌到了受众的面前，直接尝试挑战乃至颠覆的，不仅是人们的价值观，更可能是人们的常识。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比说，有个人上街，走过一个遛狗的路人甲身边，结果那狗无端暴起咬了他一口，面对此种情景，被咬的人毫无疑问至少有两种选择：一个，找主人理论，该赔偿就赔偿，该道歉就道歉；另一个，找狗理论，趴下对咬一通。前者的麻烦是主人可能不讲理，法律官司旷日持久，甚至来个真人PK发泄下也未必是不可能的；后者的麻烦是“人狗对咬”肯定是个新闻，会被报道的，一报道，当初“狗先咬人”的起因，就会被“人狗对咬”的新闻点所取代乃至掩盖。无法跟狗对咬，而是必须要和狗的主人去打交道，是身为人，尤其是身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如果是无主的野狗，打死也就算为民除害了。

言归正传，中国古人讲求笑看云淡风清的境界，对于刚刚得窥多元化世界全貌的全体中国民众来说，这种境界是培养大国民风范所应追求的目标。一切照着规矩来，毕竟我们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人，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