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解读地震灾难中彰显的企业责任，似乎不得不做一个捐款数字上的比较，从一万到一亿，看似简单的数字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意义，公众的心里总会有一把尺子，所以才会有王老吉的得宠和万科等房地产企业挨骂。捐款的数字的确不能说明一切，但是面对灾难的态度、声音、行动总是能够折射出企业的心态和文化。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公众免不了会用情感的尺子去丈量，哪怕是以自愿为主的慈善捐助。

而在这场特大地震的灾难中，有些标尺是明摆在那里的。

大片倒塌的房屋，特别是夺去了许多年轻生命的校舍，让人们认清了建筑商和开发商的责任底线，钢筋水泥的成分能够清晰辨别一切；在房子能不能不倒的追问声里，我们还是看到了肯定的答案，几所挺立的希望小学和被加固了的教学楼挽救了死亡悲剧，令人肃然起敬，生命是否被尊重，已经不需要刻意的比较。

当灾难的惨痛画面激起一个又一个中国人的热血之时，还有一些企业选择了冷漠旁观或者出资寥寥，他们的言行不仅和所在行业及企业本身利润排行形成鲜明对照，与捐出了三分之一资产，被称为“热血而感性”的一家无名民营企业相比，价值观有着如此落差。

当很多企业还在以捐资多少为由大炒新闻大做其秀，甚至有些企业在镜头面前慷慨陈词却背后递交一张空头支票之时，已经有企业用低调捐助的钱款悄然开始了灾区重建；当一些过期药品和黑心棉以支援灾区的名义被送往受灾群众手中的时候，很多企业一边捐款，一边在加班加点赶制帐篷、活动房和生活用品，不谈价钱，不计代价，为了灾区人民早日恢复平静的生活。

这些比较或许带有情感色彩，但实际上却有着非同小可的现实意义。平素一直被热炒的企业责任，大多时候只剩下了一个概念，甚至有时成为了企业标榜自我和树立品牌的工具。而正是大地震震醒了一批企业的良知，回报社会的口号落在实处，不在此时，更待何时。

有人认为，衡量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其标准是企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其主要体现在企业上缴的税收和社会捐献。

我们来剖析关于企业责任的界定，它包含了法律、制度和道德三个层面的内容，纳税、善待员工、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都有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约束，只有社会捐助一项完全靠自觉，是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之外的道德约束，属于企业伦理范畴。

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认为没有捐一分钱的冷血员工不符合自己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议他们辞职。抛开法律方面的规定，此言论博得了一片赞同，从企业文化出发，不能与企业共同价值观一致的员工可以视为不合格的员工。

因此，企业在抗震救灾中的种种行为表现，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来衡量，无论是政府机构、名人明星、大中小企业，还是普通群众，此时，都是一个社会公民。

如果企业抛开责任上的条框，以一个社会公民的姿态来参与抗震救灾，一切非理性的是非判断都可以被理解。那么，万科限定员工只捐十元钱的行为和王石言论被骂都是合情合理的，道德上的对与错只能用舆论来弘扬或者谴责。

社会公民是企业的人格化，是企业伦理和道德的重要体现，好比评判一个人的素养并非单纯从职位和学历考虑一样，以暴利闻名的房地产企业的失语和一位老乞丐的倾囊而出，表现的正是富人的吝啬和穷人的慷慨，只关乎道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公民意识是企业情商的表现，企业智商是用来经营和赚取利润的，而情商则昭示企业的良心。

一项研究表明，企业所有体现社会责任的行为与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一个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会更受消费者欢迎，人们在地震之后热买王老吉产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不应仅仅贡献GDP，每个企业更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企业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国家遭遇困难的时候，企业应责无旁贷地全力以赴，无论国企还是民企。

做好社会公民，不一定是经营得最好的企业，但是，它足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