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支出等财税手段对过大的收入差距加以调节。但是政府的前两次调节并不能将收入差距彻底消除，因为一方面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多重的，除了调节收入分配之外，政府还要兼顾和平衡各个阶层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一些政策目标很可能与调节收入分配目标相矛盾。例如，当前我国政府在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很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还是有不断拉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不仅市场机制会存在失灵.政府调节机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也会鞭长莫及，目前我国社会中凸现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是一例。

这时，就需要第三次分配的出现。通过慈善捐赠、公益，不仅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上缓解一些弱势群体的困境，还有助于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促进社会的和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慈善作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后的第三道分配程序，起着调节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称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三次正常的收入分配不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就可能会出现偷盗、抢劫等不正常的财产转移分配，这种“第四次分配”，将对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应当极力避免。

笔者曾在专著《均衡管理》中举过一个浅显的例子：一座城市聚集着数十万或数百万居民，如果这座城市只有20％的富人，80％居民处在生活贫困之中，那么，这座城市的的治安状况就很难治理，刑事犯罪也必然很多。可以说，城市贫富差距过大是构建城市和谐社会障碍之一，必须采取类似第三次分配这样的手段，来实现财富分配的客观性均衡，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我国第三次分配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富裕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萌发出承担社会责任、扶贫济困的公益之心；在社会普通成员中，涌现出了1600多万热衷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群体；在社会团体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组织，都将济贫救灾、助弱帮残等公益事业作为工作的重心。

但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我国国内社会公益资源投入仅为国民收入总额的0.1％，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到10％。2005年民政部直接接受社会捐赠30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社会慈善组织接受的捐赠款，共约60多亿元人民币。而美国的捐赠款每年都在2000亿到3000亿美元之间，个别年份高达6000亿美元。即便按每年3000亿美元计算，我国每年的捐赠款只是美国的1/400。

另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国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世界上许多巨富，往往也是著名的慈善家。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慈善捐赠的世界第一。2008年6月27日，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将全部身家580亿美元捐献给社会。退休后，比尔•盖茨将从今年夏季开始成为全职慈善家，他将今年慈善活动的第一站定为中国。世界第二富豪巴菲特也曾将总额约为370亿美元、占个人资产85％左右的财富捐给5家慈善基金会。我国目前不乏富翁，缺乏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富翁，这也是引起社会上强烈“仇富”心态的主因之一。虽然中国与美国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额却相差7300倍。2003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其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人民币。

中国的企业家之所以不能成为慈善家，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企业家自身来看，这与目前中国企业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他们刚刚结束自己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之前，许多企业家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怎样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