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告诉我们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那个人，去了。(8月26日新京报)

一个人，如果能让数代人把他的作品和他联系起来，起码在文学史上可谓不朽。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今天我们再读魏巍的这部作品，眼前仿佛晃动着《集结号》的这句宣传语。

表现战争的方式有多种，魏巍选择的是反映战争中的人性。和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个鲜活、生动“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的名字。正是这样一些普通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一个传奇，正是这样的一群人成了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以今天的视角望去，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行文跃然在字里行间，那种杨朔散文式的抒情方式也许让“新概念”一代感到不习惯。然而，正如李敬泽在追记浩然时说的那样：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

这显然是一个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那时候的魏巍，魏巍也不是这个时代的我们。

除开意识形态的时代性而产生的疏离感，魏巍用自己的亲历告诉了人们一个文学作品如何和时代产生共鸣的范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而这几乎就是魏巍作品的力量和分量。

聂荣臻元帅在《地球的红飘带》的序言中写道：“作者抓住这一伟大的历史题材，搜集了大量史料，两次到长征路上探胜，又经历了几年的精雕细琢，小说写得非常成功。”而这种先打动自己再打动受众的写作方式几乎成了近年来影视作品成功的不二法门。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崇高、伟大、理想，这些看似洋溢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价值观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回到了人们的内心。

这就是魏巍和他的作品留给历史的最大的一笔遗产。

每隔一段时光，时代总会洗牌。也许，她常常会把一些文本打乱并顺着人们的性子进行添减。但一些骨子里的东西依然会留下，潜藏在历史的深处，随着生态症候的好转而重新勃发。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一文中，大江健三郎先生给了文学家们一个提示，“所谓人，就是能够不断自我恢复的存在。”

文学靠什么来完成“自我恢复”？就成了衡量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标尺。

当魏巍力图走进他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当代的作家们却试图“躲避崇高”。在这个时代，几乎无法读到那些真正具有时代感的东西，而一个不能被当代人接受的作品又怎能成为历史？又会成为怎样的历史？

没有担当的作家能有担当的作品吗？

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他能告诉我们学会怎样写出“可爱”。

魏老，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