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责任？

对于醉酒的谭静，3名韩国男子深夜将其带回己家，已构成先行义务，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谭母可以得到相应赔偿，此说是否成立？谭母是否可以追究三名韩国人民事责任？

顾浩巍：3个韩国人在一起醉酒的时候把死者带回家，就是主动承担了监护义务。现在，他们没有尽到监护责任，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3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死者家属可以向法院起诉，追究其民事责任，但究竟要承担多大责任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腿内验伤？

从您的办案经验看，人体经历从30楼坠落至13楼横梁这个过程后，身体最可能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除“全身多处挫伤及骨折”这一特征之外，尸体还可能有什么表现？人的肝脾是否会因巨大的冲击力而破裂？

检察官：肝脾破裂，多发性粉碎性骨折都可能出现。

另外，不管是被扔下去，还是自己跳下去，还是不小心掉下去，都很难从骨裂程度或脾脏破裂程度来判断，无论是怎么掉下去的，这些损伤都会是一样的，要判断“自杀”或“他杀”靠这个是区别不出来的，主要还是依靠外部环境来判断。

顾浩巍：尸检表明，有多处挫伤和多处骨折，挫伤怎么形成的，是坠落过程中形成的，还是在房间内形成的？

一般尸体在坠落过程中，大腿内侧、腹股沟部位不容易形成挫伤，那么，这两处有没有挫伤？如果有，则很可能是在房间内形成的，这是她是否遭到性侵犯的一个关键。

三人串供？

从韩国人听见洗手间“砰”的一声响到报警，中间间隔时间少于一个小时（监控录像显示5时26分他们走出电梯，报警回执显示报警时间为6时21分），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可能让三人串供出完美的、没有破绽的供词？

检察官：串出一份完美的供词，难度是很大的。除非有人教，如果3名韩国人在中国有熟悉的律师或者熟悉的专业人士帮他们“支招”，教会之后，才可能串出比较完美的供词，普通人短时间内串供反而容易被抓到破绽。

顾浩巍：3名韩国人的供词有一些疑问。首先，3个人当时已经很清楚她已经喝多了，行动不稳定，情绪波动比较大，在这种喝酒比较多的情况下，又带她去喝酒，那么，其目的是要把她进一步灌醉？

第二，喝酒之后，3个男人带一个女人回家，毕竟是不正常的，为什么没有送她回家而是带到自己的房间里，有什么目的？（记者注：此处三名韩国男子曾有解释，因为谭静醉得说不清楚自己家住哪里，只能带回其中一男子家中）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她的女性朋友，为什么没有通知其家人？第三，死者在房间里面大概有26分钟，26分钟里面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跳楼？手提包和牛仔外套都“自然地”摆放在客厅内，包和衣服放在该放的地方，说明当时死者的意识是清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自行坠落”。

结论难推？

谭静家属现要求找独立第三方再做尸检，请你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看法，再做尸检有没有可能提供出新的证据？如果家属坚持再做尸检，应该重点注意对尸体的哪个部位做详细检查？

检察官：现在再进行第三方的尸检意义不大。

一方面，广州公安的法医鉴定水平是全国领先的，在以往的案件鉴定中，即使是出错也是一些疏忽性的错误，绝对不会出现因水平不够导致的鉴定不准确。

再者，这个案子经过媒体大规模的炒作，公安方面也会高度谨慎，不会出现疏忽，鉴定肯定是做得很扎实的，一些拿不准的地方甚至可能已经咨询过相关的权威法医人士了。

其三，中山大学法医学院方面的法医水平也相当高，中大法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帮助公安方面做法医鉴定，有的甚至是义务的，广州的法医水平毋庸置疑，要在其中找茬很难。还有一个问题是，尸体和现场都已经破坏了，现在再重新尸检，只能检验有没有中毒，但这些该做的公安方面已经做了，体表的相关损伤也已经有详细记录，再检验意义不大。

法外开恩？

司法实践中，同等情况下一名外籍人士杀人和中国人杀人在罪责认定上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具体在哪些环节上有差异？治外法权的情况是否适用于此案中的3个韩国男子？

顾浩巍：外国人和中国人犯罪，在罪责认定上是基本一致的。除非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特殊人士。在这个案件中，不存在这种情况。治外法权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内不受所在国管辖，如同处于所在国领土以外一样，外交豁免权属于其中之一，但仅限于外交官本人。目前在中国大陆境内，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其本国的领事馆都会去旁听，但无法对案件审判起作用，这种旁听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时涉外的刑事案件一般不在基层法院审理，都在各地中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