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5.12”大地震灾区采访，时刻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首先来自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我和本报两位记者奔赴重灾区北川的途中，公路上散布了大量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的石块，当我看到一块两人多高的巨石时，我大感震惊，同行的记者钟跃东已在北川蹲点数天，他取笑我这是“徒增笑谈”。果然，我不久就在公路边看到一块几层楼高的巨石，边上是一辆摩托车，竟然几乎被压成铁片！

北川老县城成为一片废墟，仰头看着这个几十米高的超大型瓦砾堆，还是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废墟上不断有当地人叫喊着亲人的名字，徒劳地期待着废墟下的回音，听着倍感凄惨。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剧烈的恶臭，我在现场看到很多遗体，包括居民、小学生和救援者。我站在那里，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觉得自己所在的并非人间。

这种无力感，还来自面对他人苦难却无能为力的痛楚。

由于青川县80%的房屋倒塌，20%成为危房，全县25万人口全部无家可归。很多村子在深山里，地震后交通通讯全部断绝。很多村民，徒步10多个小时才到达灾民安置点，而村里老弱病残者走不动路，只能在废墟边搭个棚子艰难度日，很快就会支持不下去的。

我到达的沙坝村大沙坝组，全村房屋全部倒塌，生还者在附近搭了简易帐篷，靠从废墟中挖出的粮食和政府发放的少量方便面生活。即使如此，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吃饭，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不忍心吃他们有限的食品。

村民们向我诉说，100多人只领到三顶救灾帐篷。他们还带我去看一位病中的老妇人，她的丈夫已在地震中遇难。可是，我除了把身上带的食品全留给他们之外，实在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

路上我遇到了广元市司法局支援灾区的小分队，他们有三四辆车，携带了不少救援物资。我讲述了沙坝村的情况，带队的司法局副局长俞大凯承认，有不少基层干部也成灾民，安置工作跟不上，“我看到这些情况也很同情，但我们不能直接发放，只能把物资转交给基层。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干预基层的工作，否则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对此次大地震，谓之“国难”毫不为过。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据说全国各地的媒体，有数千名记者聚集四川震区，而最著名的震区汶川，由于交通中断，被困的记者们不得不住进县委宣传部开设的“记者救助站”，这实际上是在从灾民口中夺食。更有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或是反复要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导致刚救出的人立即死亡。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所以我每次去震区，从不在震区吃饭，把携带的食物全送给灾民，无论多晚，都要赶回临近的城市，尽管每天只能半夜吃上一顿饭，睡两三个小时，没法洗澡，没有衣服换，但依然不以此为苦。

我的好朋友贝贝一直担心我在震区的安危，我对她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国难当头时刻，要有所担当，所以我不能马上回报社。记者的职责，就是把所见所闻及时报道出来，惟有如此，才能对正在经受苦难的人有所帮助，否则，我的无力感就只能演变为彻底的绝望了。（周筱赟 发自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