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512大地震灾区采访，时刻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本文作者周筱赟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县政府门口。在这次地震中，北川县城全部成为废墟。谭伟山 摄

从震区回来，白天我常常一人枯坐，不想说什么话。晚上我常常在半梦半醒之间，梦见房子逐渐倾斜，却叫喊不出来。有媒体引述心理专家的话称，地震的幸存者、救援人员和记者应该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而震区的惨象对我心灵的巨大折磨，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这种无力感，首先来自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我在赶到四川当天的凌晨三时，即和本报两位记者奔赴重灾区北川。公路上散布了大量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的石块，当我看到一块两人多高的巨石时，我大感震惊，同行的记者钟跃东已在北川蹲点数天，他取笑我这是“徒增笑谈”。果然，我不久就在公路边看到一块几层楼高的巨石，边上是一辆摩托车，竟然几乎被压成铁片！我不敢想像那位摩托车手的惨状。

在通往地震重灾区北川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巨石，摩托车都几乎被压成了铁片。周筱赟  摄影

北川老县城成为一片废墟，各种媒体已报道很多，我那天在现场，仰头看着这个几十米高的超大型瓦砾堆，还是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废墟上不断有当地人叫喊着亲人的名字，徒劳地期待着废墟下的回音，听着倍感凄惨。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剧烈的恶臭，我在现场看到很多尸体，包括居民、小学生和救援者。我站在那里，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觉得自己所在的并非人间。即便是拥有最先进设备的日本救援队到了北川，也称“那是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悲惨景象”，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

5.12地震中，北川县老县城成为一个巨型瓦砾堆，大量人员被埋。周筱赟  摄影

这种无力感，还来自于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无能为力的痛楚。

由于青川县80%的房屋倒塌，20%成为危房，全县25万人口即刻全部无家可归（数据来自广元市政府发布的求救信）。尤其糟糕的是，很多村子在深山里，地震后交通通讯全部断绝。很多村民，徒步10多个小时才到达灾民安置点，而村里老弱病残者走不动路，只能在废墟边搭个棚子，吃挖出来一点粮食，很快就要支持不下去了。

我到达的关庄镇红光乡沙坝村大沙坝组，全村房屋全部倒塌，生还者在附近搭了简易帐篷，靠从废墟中挖出的粮食和政府发放的少量方便面生活。即使如此，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吃饭，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不忍心吃他们有限的食品。

村民们向我诉说村干部在震后只露过一次面，100多人只领到三顶救灾帐篷，他们还带我去看一位病中的老妇人，苍蝇在她身边飞舞，她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可是，我除了把身上带的食品全留给他们之外，实在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

即将撤离青川一对母女，孩子哀伤地望着窗外。周筱赟  摄影

回来路上，我遇到广元市司法局来支援灾区的小分队，他们有三四辆车，携带了不少救援物资。我讲述了沙坝村的情况，带队的市司法局副局长俞大凯承认有不少基层干部没有做好安置工作，“我看到这些情况也很同情，但我们不能直接发放，只能把物资转交给基层。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干预基层的工作，否则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四川512大地震，谓之“国难”毫不为过。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反而是蜂拥而至，占用灾区有限的资源。更有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或是反复要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导致刚救出的人即死亡，也许留一点力气，他们能支撑到最后。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据说全国各地的媒体，有数千名记者聚集四川震区，而最著名的震区汶川，由于交通中断，被困的记者们不得不住进县委宣传部开设的“记者救助站”，这实际便是从灾民口中夺食。所以我每次去震区，都从不在震区吃饭，把携带的食物全送给灾民，无论多晚，都要赶回临近的城市，尽管每天只能半夜吃上一顿饭，睡两三个小时，没法洗澡，没有衣服换，但依然不以此为苦。

我的偶像贝贝一直担心我在震区的安危，我对她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国难当头时刻，要有所担当，所以我不能马上回广州。记者的职责，就是把亲眼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及时报道出来，惟有如此，才能对正在经受苦难的人有所帮助，否则，我的无力感就只能演变为彻底的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