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每当我听到仿如天籁般的女声合唱悠然响起的时候，我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结尾的那句：“整个维罗纳响起晚祷的钟声。”那些让人无法不崇高、无法不纯净的精神冲击，溢满全部“爱和怕”的生活，如潮水般洗刷，然后改变。

离开四川，离开仍在不断余震的土地，离开熟悉而陌生的新朋友，转身，不说再见。

5月24日下午，成都到北京，中国联合航空的班机上，我睡得很香。虽然累极的头时不时地磕到前排座椅靠背上，虽然飞机在空中遭遇几次气流引起类似地震般的晃动。告别四川，却知道自己已经有一部分永远留驻在那里，永远不会失去牵挂，从此永不停止而直溯人心。

这个五月，自12日开始，我们突然发现，灾难离我们如此之近。那种天生的对安全感丧失的恐惧、对他人深陷危难中的关注一时间紧紧地压迫住我们的呼吸，那个我曾去过两次，记忆中鲜花遍地的地方，这个五月，废墟里血色浓重。

得知可以去灾区采访，其实心里并没有作为一个媒体人可以亲临现场的激动，更多的是沉重的使命感和对未知的忐忑。承平已久，其实并没有承受苦难的太多准备。

当我走完这9天的历程，回头再看出发前的心路，突然意识到生活或许原本这样：你不知道，你正在一场伟大进军的路上——而任何别人，对此一无所知。

回忆，永远那么残酷——它真实如镜，让你深刻铭记的东西永远貌似真实。因此，许多年来，对待它，我一直小心翼翼。所幸的是，情感——尤其是多次反思、辩证哲辨后提炼的情感，能支撑住心灵的大厦，体现出个人的芬芳——即使在绝大多数其他人眼里，如此荒谬和不值一道。

我曾经经历过、面对过最残酷而感伤的死亡是我在矿难中被滚落的山石把身体中间部分全部砸没的堂兄，也就是那次，10多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世界的冷酷和无情，其中详情，相信对矿难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知道，我不愿意描述。在他去世1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兄弟》

我被黑水淘洗过的双手

接住了这年冬天第一片落下的雪花

六角的晶莹之中

我仿佛梦见无可遮掩的面庞

无比熟悉，然而又无比远离

我很想听你亲口对我说些什么，兄弟

我不知道你被大石压住的灵魂

是否一如既往的苍白的冷着

雪堆积的你的坟茔

却只有几根衰草

肃立

我不记得了

你高大的身躯最后委身的

那叶被单现在何在

血迹斑斑的过往

渐渐淡漠了我们曾以为

永远不变的从前

竹子做的小弓箭

坑洼的玻璃弹珠

去了……

兄弟，请合上你那凸起的眼珠吧

这个世界依然冷清

就算你能看到

也无非不过是白色下面

这天地的无情

5月19日下午6时许，当我徒步穿过巨大的落石堆砌的道路，站在北川县城的废墟之上时，我很清楚，还有不计其数的乌黑身躯带着他们苍白的灵魂藏身于无情的砖石之下，空气中散发的恶臭是他们提醒人们他们存在的最后方式。天空，灰蒙蒙而死气沉沉，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制服们绝望地企图发现最后的生命。在一条临时开辟的宽约2米的道路上，余震来了，一边已经倾斜15度的危楼玻璃哗哗直响，一边山坡上嶙峋的石块摇摇欲坠。这条小路上的10几个人，包含我和我的两位同事唯一的反应就是跑。危险解除后，站定在废墟旁，看着破败如电影画面似的的小城，我无法想象12日下午那个地动山摇的时刻，无法想象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对这天地的无情的时候，他们的脆弱、他们的抗争、他们的呼叫、他们的顽强是如何最本原地淋漓。

而就在这天，下午2点38分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在绵阳九洲体育馆，与近3万受灾群众一起默哀。他们不仅是死里逃生，而且大多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其中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辛勤一世的老人，有刚刚享受爱情甜蜜的恋人，有相濡以沫的爱人……站在烈日下，沉默的人们泪水肆意流淌，压抑不住的深切悲痛让他们的爱和怕有种残酷的温情。我只能抬头向天，昂起头颅，让自己挺拔些，不想让悲伤和庆幸显得如自己鄙视般的做作和毫无意义。

昨天晚上，一月祭的时候，电视里再次出现了默哀时的情景，汽笛响起，一个人在家的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滂沱成河，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流，我真的不知道。这泪水与悲痛、歌颂、缅怀、景仰统统无关，它就这么流下，似乎生活泡在里面一样。如陈酒，浸泡过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改变。

下班后，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路边一个街心花园里鲜花开得艳丽而骄傲，那一片红的、黄的、白的、紫的掺杂在一起，无视喧嚣的车流和脚步匆匆的路人甲乙丙丁，每一朵自开自荣，如芸芸面孔中熟悉或不熟悉的。

就像曾经印象深刻的那个美丽的羌族小城，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明年，我希望每一个献血浸透的灵魂，都能化成一朵鲜花，如常地开，如常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