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讲的是“各得其所”。社会分层理论不仅讲社会是分层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另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应该是畅通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往上走，这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社会应该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不能因为是农民工就被排除在外。

我们在加强城市低保，但农村和农民工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为什么千百年来农民可以过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家里的孩子变少了，变少的孩子又“流动”走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家庭生的孩子比城里多，但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比城里还高。

我们现在关心弱势人群，基本还是恩赐型的。就是逢年过节到你家里慰问一下，给个信封。没有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慢慢起来了，意识在慢慢地增强。我估计不用5年或者10年，“80后”，甚至“90后”中间肯定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发言人。

我们一度将“民工潮”称为“盲流”，其实“盲流”不“盲”，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城市化问题。我们现在一些城市，又当政治中心，又当经济中心，又当汽车中心，高科技中心，饮食娱乐中心，什么都不想落下，机会多了，人口能控制得了吗？所有人都挤在大城市，这是社会发展不健康的表现。如果很多中小城市也有发展机会，农民工就会自动流向这些地方。健康的城市化是扩散型的，每个城市都要各得其位。这样，农民工也不会集中涌入某几个城市了，城市的各方面压力也会得到分摊，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高度集中。

中国青年报：“80后”给人们的感觉还是人丁兴旺的。但是您曾经预测，中国的人口增长在今后几十年中将逐渐减速，并最终达到零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比目前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还要老化的老年社会。有人说您是在危言耸听。

顾宝昌：我们现在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有1／3在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有上亿，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自己都很惊讶。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生的人少，20年以后劳动力就少。实际上，人口学的规律性比经济学还要死板。一个城市突然来2000万元投资，明年GDP马上就起来了。可是人口学不行，今年生的孩子，6年以后只能是6岁，不可能加快。

中国青年报：您的意思是，现在亟待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顾宝昌：太晚了就不行了。我们希望现在就考虑生育政策问题。我们的生育水平已经达到这么低的水平，不应该再低了。应该允许大家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再过50年，这个“底部”还能大一点。现在不开始放宽政策，也许就来不及了！我觉得很多学术问题应该可以进行探讨。

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人口不是分母吗？当然越小越好，不生最好。这些都是凭着直觉去认识人口问题。我们现在一定要让大家意识到，中国的人口就和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一样正在发生很多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将成为一个比目前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还要老化的老年社会，而由于人口的流动，农村将先于城市进入老龄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是以人口不动为前提的，比如户籍等。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起来了。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人口越来越流动的社会体制，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