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前的福利区，今天的贫困区。吉国强／图

据有关部门鉴定，酒仙桥拆迁区内，一般损坏房、严重损坏房占总建筑面积的７１．０２％。 

■ 北京 酒仙桥地区，住的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的产业工人。

■ 在他们看来，酒仙桥危改不是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而是富人阶层抢占工人社区的土地。

对北京酒仙桥地区很多居民而言，破败不堪的房子是他们向单位、开发商以及政府“叫板”的惟一资本。他们和１９５０年代苏联援建的老房子一起，在这里耗尽了青春。他们多是电子工业行业的离退休老职工和下岗工人，曾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又随着社会的转型、企业的改制成为困难群体，他们当中的许多租住在面积狭小的公房内，承受着社会转型的“成本”，他们渴望着这样的“成本”能够有一个回报。在这个时候，开发商带着红头文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与他们共谋解危解困的大计，一场利益的博弈就由此展开，在６月９日的“民主拆迁，投票表决”中被演绎到极致，最终令危改陷入僵局。

６月３０日，酒仙桥危改公投之后２１天，北京东郊的一个三星级饭店，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在这里召开，居民代表们称之为“居民座谈会”。

这是酒仙桥危改居民代表针对半个月前开发商和北京朝阳区建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所作的回应。那个发布会上，认为自己才是危改主体的居民并未接到邀请。他们对此很是不满。

显然，“６·９”危改公投之后，反对拆迁方案的居民与开发商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共识远没有达成。

１９５０年代的“金领”

王平说，以前酒仙桥很多工人找对象找教师，现在已经没有教师愿意嫁到酒仙桥来。

酒仙桥危改居民代表共有１４位，６５岁的退休工人王平是其中之一，他以口才出众而为人瞩目。在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以及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平多次强调“不能割断历史”。

王平曾是原北京电子管厂（７７４厂）的一名测试工，五十年前，他和上万名职工经过严格选拔，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在酒仙桥原来的一片坟地上建起了新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零部件是由他们生产。

王平所住的六街坊合居楼，是五十年前由苏联援建。它们与北京市传统的四合院迥然相异，通常是三层，苏式木屋脊砖木结构，南偏西朝向。几条道路将数十座楼房分成若干个“街坊”。

这一片住着７７４、７１８、７３８等军工厂的两万多名酒仙桥工人，工人们通常称它为“福利区”。后来，酒仙桥危改回迁区被定名为“福街丽坊”，也是由此演绎而来。

那个时候，工人们无一不昂首挺胸。他们每天有半磅奶，一个月有两斤肉，水电煤基本免费，看病也不花钱。在供应紧缺的年代，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享受到的福利。酒仙桥工人，堪称１９５０年代的“金领”。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工厂走向低迷，福利区的光环迅速消失。王平和多数工友一样，成为北京电子管厂改革“阵痛”的承担者。随着大规模的裁人，工人们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分流。

福利区也渐渐沦为北京市有名的贫困区。１９８０年代末工厂便几乎停止分房，两万多已退休和下岗为主的酒仙桥职工仍挤住在破旧的筒子楼宿舍中，相当数量的一间户，房屋面积仅有９平米左右。

当年因为工作中的一次意外，王平腰部受伤，同一车间的老伴退体后则患上了脑梗。在酒仙桥，像王平这样的老年“病号”不在少数。王平如今的退休工资１２００元，这也是酒仙桥退休工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数字大概是北京市教师收入水平的一半，警察收入水平的１ ／ ３。王平说，以前酒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