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还不忘特地约马云来北京，并于广东团驻地会面。“我见了马云，并邀请他到广东发展电子商务。”这是汪洋书记亲自披露的会面内容。其实就在上个月，汪洋书记率领的广东考察班子“取经”长三角时，曾经探访过阿里巴巴位于杭州的总部。

“广东为何没有阿里巴巴？”类似的话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有过，他的“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发问，当时很是引起了上海人的讨论。那么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广东、上海为何对马云、对他的阿里巴巴如此情有独钟？背后原因不得不让人深思。

事实上，在省委书记的眼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更多的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正是广东当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方向所在。

阿里巴巴从一个小企业成长为如今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企业，其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创新型企业如何做大做强的真实写照。阿里巴巴刚成立时，是一个新生事物，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企业而对其不管不问，还是为其成长提供一个宽松、宽厚、宽裕的环境和空间。马云在杭州之所以能成功，与浙江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无关联。

对马云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他成功的客观环境——他自身的条件也许只有他自己具备，而客观环境，却可能孵化出千千万万个马云。

这些客观条件起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马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革过程中，无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城市劳动力的重组，都要依靠大量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条件的企业的发展。而这类企业主要是在竞争性领域中出现的非公有制企业。阿里巴巴覆盖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非公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但恰恰是它们支撑了中国就业和“中国制造”的基础。

对中国这样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大国来说，比起资源垄断型的行业、资产价格暴涨的行业、奢侈享乐的行业、炒作不休的行业、沉溺迷失的行业，也许那些粘连在阿里巴巴周围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们，那些质朴坚韧、追求成功、艰苦奋斗、自主负责的力量，才是这个国家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屹立不倒的基础，而这就是阿里巴巴具备全球商业价值的根源所在。

一般来说，创新型企业都是高风险、高回报，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降低风险。为此，政府在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渠道上必须大力支持，国企贷款政府可以担保，中小企业的贷款也要为其拓宽渠道；创新需要技术人才，政府就要为企业雇用、留住优秀人才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此外，中小企业的产品要打开市场，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说政府采购不能只盯着大企业的产品，只要小企业的产品过硬，一样可以成为采购对象。一句话，政府要给予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这种机会不但表现在市场的准入门槛上，还延伸到产品的公平竞争上，只要机会均等了，说不定下一个马云也就在其中出现了。

阿里巴巴所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企业具有科学发展的一切前提，它有增长潜力，耗能少、污染小、产出大，具有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服务于中小企业。广东要想推进现代产业的大升级，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阿里巴巴的发展模式可作生动的借鉴。这不仅在于阿里巴巴本身就是在现代产业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服务型大企业，而且在于它能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它们的转型升级提供服务平台。

眼下，广东中小企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一些困境，阿里巴巴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恰恰与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思路非常契合。在它们中间，如何培育出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阿里巴巴，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支持。

比尔·盖茨宣布退休被问及“你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是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的马云。”在盖茨眼中，阿里巴巴或许代表着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在省委书记的眼中，阿里巴巴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产业转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