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字后面的文化动因

“炒”这个字近年来成为了温州人的“专利”。随着房地产市场投资空间加大，拥有灵敏嗅觉的温州人迅速投入到买房大军，温州“炒房团”大手笔购房的新闻常见诸报端。因为“炒”房，温州人被认为是高房价的幕后推手。

从已被炒的行业看追逐利润的本性回归。追逐利润是商人的本性，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跳动着的发财欲望。在房地产、煤炭等市场红火的情况下，自然就出现了“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炒水电团”等等，各种炒团背后恰恰是温州骚动的民间财富的支撑。

从急进急退的暴炒看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为了得利、得暴利，温州人揣着钞票是七炒八炒，东炒西炒，四处点火，八处冒烟，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一个劲往里钻，一旦遇到国家调控，他们又急忙撤资走人，因而导致一些行业局部过热，甚至出现“泡沫现象”，对宏观调控产生负面影响。

依靠制造起家的温州人，手里拥有了大量的资本。根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总体规模近6000亿元，这笔总额庞大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民间借贷以及投机炒作等活动。大量民间资本适时向外投资，形成行业性的温州人市场和跨区域的温州人经济。综观温州人的投资领域，其选择的投资方式呈现时间短、收效快的特点。有专门研究温州文化的学者认为，“功利文化”限制了温州人的长远眼光。温州人青睐短期功利性投资，对事业长远规划较少，这也是温州制造业整体缺乏技术创新投入的原因。

家族式管理的弊病

温州人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同时也养成了温州人内敛的性格。表现在经济层面就是，家族企业多、夫妻店多，巨型经济航母少；公司治理结构家族成员多，职业经理人少。从“地下工厂”、“前店后厂”起步的温州模式下传统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式管理，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家族式管理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显露出来。

家族式管理导致很多问题。老板独裁会造成决策失误。当老板了解信息不充分或思路不清而又固执己见其结果就只能是错误决策而使企业大伤元气甚至一蹶不振；企业主与作为各部门主要管理者的家族成员，由于亲情、面子等关系的妨碍，责权利挂钩、赏罚分明、优胜劣汰等管理机制不易落到实处；家族成员组成的管理层整体素质普遍低，不能保证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等等。中国的家族式管理，少有能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方面的欠缺是温州企业在决策上丧失竞争力的根本。

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民企特别是大企业发展另一重要原因。浙江无论是高校数量，还是高校总体质量都远不如上海、江苏，而外地及海外的人才大多受制于温州高得惊人的房价以及偏于一隅的位置，大多不敢来，导致温州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短缺。而家族式管理中，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会遭遇“闲置”的尴尬。

群体性社会责任缺失

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温州人善于变通，变通品质成就温州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甚至有种说法，只要有钱赚温州人什么事情都做，但对专业对事业的执着品质较少。温州人把公司或项目仅仅看作赚钱的工具，这个工具用旧了，他们就毫不留恋地丢掉，不管自己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感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外迁企业已有1000多家，在外投资1760多亿元。正是由于缺乏执着品质，在温州企业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缺乏对应有社会责任履行的行为。一些温州企业在对外投资转移的过程中，只看重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一旦出现变动，温州人便会毫不犹豫地走掉，置当地经济的永续性发展而不顾，缺乏现代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鉴于温州企业受到颇多非议，许多从事创造性和技术型行业的企业呼吁群体转型，要把“功利文化”泛滥的温州民企，改造成有社会责任心的新型企业。从自身做起，做财富来路清楚、透明阳光的民营企业；做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战而能胜的民营企业；做率先认同大众价值观、践行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做善于创造价值、乐于分享发展的民营企业。

有关专家认为，企业家在呼吁他人改变目光的颜色同时，更需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共同进行群体形象再塑。比如在环保、劳动者权益、生产道德等方面，温州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需要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