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因为牵头击退欧盟厂商“围攻”而一战成名的、当选“2003年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黄发静，最近却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大感头疼。

 

1998年，欧洲一些打火机厂商向欧盟提出“产自中国、售价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需加装安全锁”的所谓《CR法案》，该法案最终于2002年进入表决程序。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下称日丰)董事长黄发静联合15个打火机厂商，以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名义积极应诉。这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身份亮相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舞台。

 

几经斡旋后，2003年7月14日，欧盟有关厂商撤回了该法案，中国400多家打火机厂以及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中国打火机行业因此受益。

 

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生产资料价格、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哪一个对企业发展影响最为直接？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劳动力成本。

 

“日丰的日常生产没有环保问题，原材料价格有涨，当然也就有落的时候，而且可以通过谈判适当控制成本上升。但是，新《劳动合同法》作为法律实施，企业却没有任何可以谈判回旋的余地。”黄发静说。在他看来，当前的全球竞争中，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主要是依靠成本优势，具备技术和附加值优势的还比较少，因此，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可能大幅提高超过30%，将会把制造企业的利润全部吞噬掉。

 

同时，黄还表示，日丰的很多工人也并不喜欢新近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理由是，此项法律推行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升高，其实主要是因为企业必须为员工支付养老、医疗等“四险一金”，而与此同时，员工也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按比例缴纳相关费用。

 

“很多员工在这里干几年就走了，可是他们缴纳的保险却无法转走，这让很多人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怎么支持。”黄表示。

 

但类似黄发静这样的中小厂商对新《劳动合同法》抬升劳动力成本的担忧，却无法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长期关注该课题的专家的认可。

 

“中央连续多年出台惠民政策，实施对三农的政策补贴以后，农民打工的机会成本逐步提高，他们的比较和选择余地加大了。”这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研究员分析说，“而加入世贸之后，由于我国在农产品进口之类焦点议题上的让步，小麦、玉米、大豆等国内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基本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在国际粮食及石油价格不断升高的推动下，决定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公用设施价格不断上升，而不甚成功的医保改革也为此推波助澜，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成为必然。”

 

尽管不少专业人士赞成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新法规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足：操作性差、过犹不及、配套政策不够。

 

“跟《商业合同法》强调保护雇主利益不同，新《劳动合同法》就该是保护员工利益。但是要求必须签订书面合同，规定的可执行度不高。”上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一些流动性太强的工作，往往不大适合签订书面合同，象北京这么多家庭雇有保姆，有多少跟保姆签订了雇佣合同？”

 

而与新《劳动合同法》不承认口头合同的不足相比，缺乏对雇主责任的认定，或许才是该法案的最大失策。新《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应该签订书面合同，但劳动监察部门既没有给出标准的格式合同，同时缺乏对法案执行的有效监察。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鉴于雇主、雇员双方权利的不对称，无不采用配套方法认定雇主责任。

 

“但保护劳动者权益，也不能是无限制地保护。”上述研究人士强调。现在规定企业员工节假日加班需要支付3倍工资，可在国际上，多数是支付双倍工资，支付3倍的是少数。在国内企业大多面临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转型的关键时期，过于注重劳动者权益保护，过犹不及，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若企业破产或者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裁员，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劳动者群体。

 

至于黄发静提出的短期服务员工保费无法正常转移的问题，去年深圳政府有关部门的灵活处理方式，或许可以作为有益借鉴。对那些离开深圳发展的劳动者，当地政府允许他们将已缴纳的保费取出带走，而不是像现在多数地方那样，一旦劳动者转换工作而保费缴纳年头不足，已缴纳的费用就全部成为当地政府所有。

 

专家认为，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有时缺乏可比性，但部分人口流动性大、临时工多的城市就应该以深圳的做法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