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超

2007年7月，洪水相继袭击安徽、重庆、云南、山东等地，数以万计的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失。如此危难时刻，我们一向倡导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没有很好的体现，当危机来临时，众多的中国企业鲜有身影出现，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在孤军奋战。
日前记者从国内不少慈善机构了解到，自今年水灾发生以来，他们接受的来自中国企业的捐赠少之又少，可以说是寥若星辰。相比于其他机构的闪烁其词，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红会早已发出救灾劝募书，但截止到7月25日，他们只接到了来自大连一家企业的捐赠。不可否认，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国企业又一次集体缺位。
商家不识“企业公民”
在公共危机面前逃离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企业的习惯。远的不说，前不久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到现在的水灾，企业们的“无为”思想再次得到了验证。为什么当公共危机爆发时，少有中国企业援助的身影？答案是我们不愿提及却又不得不提的话题：中国企业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名词，意指企业不仅负有经济与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更负有超越这些义务的其他责任。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最终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最大的责任是纳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这两项充其量只是企业最基本的法定社会责任。如果要建立一个基业常青的强大企业，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如何散财和如何敛财同样需要才能和智慧。”卡耐基也宣称，富人有义务，有责任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去帮助那些穷苦的弟兄。慈善行为不仅能缩小贫富差距、柔化社会关系，也能给捐赠者带来崇高感。而这种感觉，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带来的。更重要的是，慈善行为代表着企业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表述着“企业公民”的含义。
在公共危机中，企业应该目光长远，以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为重，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相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不少知名企业却以不同的言行诠释着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不同态度。例如罗氏公司就是利用禽流感事件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企业形象。禽流感爆发后，罗氏公司为世界卫生组织无偿提供“达菲”胶囊；还把“达菲”胶囊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多；在已经发生过禽流感的地方，罗氏公司提供了可以融化在饮用水里面服用的粉末等。相反，以地产界为例，狂言迭出的任志强却不断用类似“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这样的言语刺伤大众的自尊。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卡耐基所说，并一生指引其行为的准则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代表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遭到社会的唾弃与市场的抛弃。目前，厦门企业因不满足“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而败下国际竞争的阵来，便是力证。
责任付出与短期利益的失衡
公共危机事件中，国有大型企业应该挺身而出。国有大型企业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在支撑、引导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时是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可靠力量和抵御社会政治风险的重要保证。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与一般企业相比，在承担赢利功能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事实却不尽然。
能够入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一直是令全球众多顶级企业感到荣耀的事情。而该杂志最新公布的“2006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则是对这些世界级的财富领先企业在管理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一次综合考量。排名显示，排名第63和64位的中石油及国家电网公司，在榜单中位居倒数前两名。这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