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武垃圾分类办公室,用于兑换的簿册

建功南里厨余垃圾处理

建功南里社区入口处,分类垃圾桶摆放井然有序
垃圾分类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并不陌生。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已经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走在大街上,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垃圾分类不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时尚,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在巴西,许多社区都实行垃圾分类,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清洁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努力。
但垃圾分类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1999年4月23日,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的建功南里小区建成了中国首家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此后,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逐步展开。然而,多年过去,垃圾分类的运作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除了建功南里小区的标杆地位,别的社区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发展瓶颈。
北京建功南里的和谐图景
“您看,这桶里的都是厨余垃圾,而这桶里呢,都是塑料袋,也叫白色污染。”李大妈指着自家厨房的两个垃圾桶向记者介绍。70多岁的老人,嘴里蹦出的专业名词毫不含糊。李大妈是北京市宣武区建功南里小区的环保名人,从1999年建功南里建成第一家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开始,李大妈就积极响应,至今,垃圾分类的习惯已经融入李大妈的生活。
凭着对垃圾的分类的热情,李大妈家也成为建功南里社区2001年首批5户“绿色家庭”之一。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央视名主持赵忠祥,以及一些外国参观团都曾造访过她并不宽敞的家,参观学习。“最热闹的时候,我家楼道里都站满了人。”
“绿色家庭”除了积极响应垃圾分类,还倡导节水节能。李大妈家的照明灯泡就已经全部换成了节能灯,“咱家现在所有灯泡加起来,瓦数就相当于原来的一个灯泡,节省了自家的电费,也节约了国家能源,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李大妈以实际行动影响着周边的邻里。有邻居垃圾没有正确分类,李大妈瞧见了,总会上前劝说。也有小部分外来租户并不领情,经常揶揄大妈:“李大妈,累不累啊,您干这活挣多少钱哪!”这时李大妈总会回应:“我挣的钱都花不完,这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类似李大妈这样的例子,在建功南里社区还有很多。社区物业和居委会密切合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居民也大多倾力配合,9年来,建功南里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成为所有试点社区中的先进典型。到2007年底,建功南里707户居民,已经发展了35户“绿色家庭”,这个数字还会逐年上升,垃圾分类的星星之火,正在建功南里成为燎原之火。
北京椿树园的现实瓶颈
建功南里这样的社区毕竟是凤毛麟角,它的成功需要地方政府、物业公司、社区居民三方的合力,缺一不可。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小区中,能真正将这三者拧成一股绳的少之又少。类似椿树园这样遭遇发展困境的试点小区似乎更具代表性。
宣武区垃圾分类办公室就设在椿树园2号楼,负责全区合作小区的分类垃圾回收工作。办公室主任延斌介绍说,他们2007年回收各类垃圾190余吨,比起往年数量有所下降。至于下降的原因,延斌总结了两点:一是社会上废品回收点逐渐增多,好多社区的保洁员在利益驱使下主动将垃圾分拣,额外创收,因此这类社区也没必要专门花精力搞垃圾分类,于是终止了与垃圾分类办的合作;二是社会上的闲杂拾荒大军扩充,实际上也承担了垃圾分类的工作。
“但这些都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居民本身垃圾分类的观念并没得到强化,掀开我们的分类垃圾桶看看,垃圾还是扔得乱七八糟的。”延斌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垃圾分类工作的普及需要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密切配合,勤于开展宣传工作,还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而作为企业的物业公司和作为事业单位的居委会合作,似乎存在先天不足。真正能做到建功南里社区物业那样与居民打成一片,甚至不惜牺牲企业利益的物业公司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家。延斌介绍,在北京市其他试点小区中,物业与居委会互相推诿,甚至产生矛盾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样的情况下,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目前的垃圾分类工作只能说还处在摸索阶段,效果有待检验,设备的配备在技术上也不太成熟。”延斌对垃圾分类有清醒的认识。延斌认为,垃圾分类的出路在于垃圾管理运作模式上的制度性变革。“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搞垃圾计量收费,与居民的实际利益挂钩,这样才有约束力。否则,居民垃圾扔多扔少、分不分类都一视同仁,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实行计量收费,居民势必考虑减少垃圾的生产,从而进一步敦促垃圾分类的实行。经济杠杆+宣传教育+行政法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虽然垃圾分类工作陷入瓶颈,但记者在椿树园还是发现了一个亮点,那就是垃圾分类办公室设立的再生纸兑换点,附近的单位和居民都可以到这儿用废旧纸张折价兑换簿册。延斌介绍,这个兑换的量按价值换算每年在4-5万元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纸张的再生利用。“社区里好多孩子拿废旧报纸来兑换练习本。”延斌说。
NGO与政府的探索努力
垃圾分类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民间NGO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球村”一直致力于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开展,建功南里最初就是在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据“地球村”专门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李女士介绍,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在尝试扩大垃圾分类试点,但限于资金的限制,真正落地的活动数量有限。
除了民间组织的鼓吹,政府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主动寻求与NGO的合作,李女士介绍,北京朝阳区、东城区都积极邀请他们去给公务员开讲座,开展公众环境教育。“政府开始日益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了,这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多便利,也扩大了宣传效果。”但李女士也坦言,政府与NGO的合作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仅靠宣传说服工作收效有限,垃圾分类根本上还要从制度上解决,实行垃圾计量收费,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惯例。
据了解,垃圾回收作为一种产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美国3个城市巴尔的摩、华盛顿和里奇蒙为例,过去回收垃圾每处理1吨需要花40美元,分类处理以后,这些回收的垃圾在1995年就创造了5100个就业机会。在美国这3个城市只是很小的一个地区,其垃圾回收不仅节约了处理垃圾的费用,而且创造了5亿美元的财富。
与国外的成熟操作相比,国内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北京市渣土处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肯定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许多试点小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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